条子是两行。
郑百川的字,写在站长室的便笺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行舟去一趟货场。当面讲。
“楼里墙厚。”郑百川把便笺推过桌面,嗓子压着,“墙厚,也有耳朵。侬去。讲给他一个人听。”
“讲哪一句。”
“姓佘的那一句。”郑百川说,“旁的侬看着讲。”
“雷队长昨日来过。”
“来过。阿拉讲了一半。”郑百川说,“另一半,侬讲。侬在桌上,阿拉不在。”
陆行舟把条子折了两折,揣进大衣口袋。
电车东四上,前门下,两段,四百四。
车过东单,杏仁茶的挑子收了,炉膛里剩一点红。崇文门那头城墙根底下一副挑子,香椿,一把二百,捆得齐。卖的人不吆喝,把香椿举起来,举过头顶,让人看那一层紫红。前门楼子在车窗右手边过去,箭窗一排一排,黑的。
前门东站在楼子东边。站房灰的,站前一片洋车,车夫喊价,东四,三千五。他没坐。他沿着站房往东走,走到货场的围墙根,墙外头一条土道,土道尽头一扇铁门。
铁门上没有牌子。门里头是个院子,一排平房,房前一辆卡车,车头朝外。围墙那一边就是货场,调车的哐一声,一声,隔着墙传过来。去年十一月那一夜,翻墙走的人,翻的就是这一道墙。
他没有进过这道门。雷震虎的地界,谁也不让进。
门开着一条缝。缝里一个人,瘦高,两只手插在裤袋里,脸朝着土道。
亓春山。
他没有讲话,把门缝拉大了一尺,让开。
院子里六个人。
卡车边上一个,矮壮的,手里一块抹布,正擦车灯。铁宝山。他看见进来的人,抹布停了停,点了一下下巴。
“陆副座。”
“铁宝山。”
平房廊子底下四个兵,靠墙站着,帽檐压着眉毛。亓春山关了门,回到门边,还是脸朝外。
雷震虎在最东头那一间。门开着,屋里一张桌,一张床,床上被子叠成方的。桌上一盒烟,没开。他坐在桌后头,帽子搁在桌角。
“死鱼。”
“雷队长。”
“站长叫你来的。”
“站长叫我来的。”
陆行舟把门带上了。门是薄的,木板门,关上了,外头调车的哐声还是一声一声进来。
“礼拜六,东兴楼。”他说,“佘怀楷做东。第四道菜,他问我,前门东站雪地里捡着一枚弹壳,是雷队长的枪。”
雷震虎没有动。
“他讲的是荆上校讲的。”陆行舟说,“弹壳两个字,纸上没有。”
屋里静了。墙那一边,货场里一节车厢撞上另一节,哐。远一点,汽笛,短的。
雷震虎的嗓子出来了。砂纸的,可是压到了最底下,压到只剩砂纸在木头上磨的那一点响。
“我的兵,我自己查。”
“站长晓得。”
“站长晓得,站长叫你来。”雷震虎说,“叫你来看。看我的兵。”
他站起来,把帽子拿起来,戴上。
他们站成一排。
五个。铁宝山不在排里,还在卡车边上。亓春山在末一个,两只手从裤袋里抽出来了,垂着。
雷震虎先走到卡车边上。
“铁宝山。开车。到我手底下六年,没翻过一回车。那一夜他送弟妹回六条,回来的时候车停在货场门口。”
“俺看见队长弯腰。”铁宝山说,“三十步,看不见手里啥。”
他转过身,从东头走到西头,一个跟前一句。
“河北的。那一夜货垛后头,他打伤一个。”雷震虎走到第二个跟前,“四川的。跟我从重庆来。那一夜跟在我后头翻墙,没翻过去,摔在墙根。”
两个兵都没讲话。
“山东的。牧顺来的老乡。那一夜车厢口接箱的三个里头一个。”
第三个看鞋尖。
第四个年轻的,没停。
雷震虎走到末一个跟前,站住了。他没有立刻讲。亓春山比他高半头,眼睛朝着前头,不朝他。
“亓春山。”雷震虎说,“重庆本部行动处的。戢处长调部那一回,带走五十六个,没带他。跟我八年。”
“八年。”陆行舟说。
“八年。”
亓春山没讲话。他的手垂着,指头是齐的,一根挨着一根。
雷震虎转过身来,对着陆行舟。
“五个。”他说,“站长讲的,你在车上讲,雪地里五个,加铁宝山六个。铁宝山另算。”
“是这五个。”
“你看得出?”
陆行舟看着那一排人。河北的那个的肩膀,四川的那个的袖口磨破了一角,山东的那个的鞋尖,年轻的那个的领子,亓春山的手。他看了一遍。
“看不出。”
“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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