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三张纸。
薄的,学生用的横格纸,一面写满,翻过来接着写。字小,一笔一笔齐着,行末不出格。曼丽昨夜就拆了,拆开看了半页,认得一半,认不得的一半比认得的多。她把三张纸压在桐油灯底下,压了一夜。
早上她把纸抽出来,搁到他碗边上。
“念。”
粥还烫。他把碗推开一寸,拿起头一张。
院子里王妈在井台边刮鱼,东口挑子上买的黄花鱼,一斤三千二,比上月贵三百。刀背刮鳞,一下一下。胡同里鸽哨过去一圈,槐树上的风跟着过去。门墩上那只猫不在。
“陆太太好。”他念,“我是小樊。上海书店包书皮的。”
“晓得。”曼丽说,“往下。”
“去年冬天下关码头一别,到今天五个月。学校缺人手,先生保我当了助教,课照上,图书室归我管。图书室的书多有没包皮的,我一本一本包,包的时候想起陆太太的店。”
曼丽把筷子搁下了。
“地址是问方太太家小姐讨来的。方小姐在我们学校,是沈先生班上的。”
“方太太的侄女。”曼丽说,“方太太讲过,她侄女天天念沈先生。往下。”
第二张。纸角一点水渍,干了,皱着。
“四月里学生上街,我也去了。走了一趟,回来嗓子哑了三天。校长讲往后不许去,先生没讲话,只叫我换了药。”
他念得平。这一段他没有停,念过去了。曼丽也没有问。
“南京春天雨多,梅子还没有黄。城南的桂花树叶子发亮了。陆太太上回讲北平的天干,我不晓得干到什么样子。北平有槐树没有?”
“有。”曼丽对着纸说,“胡同口就一棵。”
第三张。
字比前两张紧,行末有两处出了格,是写到末尾纸不够了。
“沈先生托我问陆太太好。”他念,“沈先生讲,北平的柳絮比南京厉害,四月底就起,要当心眼睛。女师秋天招人,沈先生讲,或许北上。”
他把纸翻过来。背面一行,落款,小樊,日期,四月初。
念完了。他把三张纸叠齐,搁回她碗边。
曼丽没有拿。
“沈先生……桂花糖那位?”
“桂花糖那位。她的先生。”
“你怎么晓得是她先生?”
“信上写的。”
曼丽看着他。看了一息。
“哦。”她说。
“女师是啥?”
“女子师范。教先生的学校。”
“招人,招先生?”
“招先生。”
“她要来北平?”
“信上讲或许。”
“或许就是没定。”曼丽说,“南京人讲或许,十个里头九个不来。”
“下关那天,那丫头讲,先生讲北平干,润嗓子。”曼丽把纸拿起来,对着窗看了看,看不出什么,“这回讲柳絮,当心眼睛。一个没见过面的先生,管我嗓子,管我眼睛。”
“国文先生。”
“国文先生管得宽。”她说,“方太太的侄女天天念,念的是书,不是眼睛。”
她站起来,进里屋。妆匣在梳妆台上,黑漆的,上海带出来的,锁扣掉了一只。她把信塞进去,塞在珍珠盒子底下。盒子边上一只纸袋,软了,是下关那半包桂花糖,一冬没吃完。她看了一眼,把匣子盖上。
“两毛。”她隔着门帘讲,“上海那丫头包书皮抵账,抵了一年,账上还欠我两毛。两毛钱,追到南京,追不到。追到北平,没辙。”
“没辙。”
“没辙。”她把这两个字又讲了一遍,慢的,京话尾巴往下坠。
王妈在院子里讲了一句,通州话,短的。
“鱼今儿晌午红烧。挑子上还有榆钱,一把一百,没买。太太吃不惯。”
“红烧我来。”曼丽说。
王妈没有答。
电车一段二百二。
他在东四牌楼底下上车,东单下。车上一个老太太抱着一盆榆钱,同上礼拜曼丽讲的那一盆一样,绿的,一路往下掉。大衣口袋里那块表温着,新游丝,一息一息,匀的。东单牌楼底下,卖杏仁茶的炉子还支着,一碗四百四,白汽矮。台基厂头条的槐树叶子出齐了,嫩的,日头一照,翻白。街口洋车夫喊价,东四,三千三,他没坐。门房窗口里牧顺来抬了一下头,数了一个。
“陆副座。薛先生上去半个钟头了。陶老没下来过。”
“晓得。”
靠墙那条凳上没人,凳上一只木匣的印子,灰的。
三楼东头。箱房门开着一半,锁挂在门鼻子上。
陶其昌坐在长凳上。二十九号箱在西墙最外头,箱盖合着,两道铜扣扣着,火漆都在。旁的三口靠里,箱盖上那一层沙土还是三月里的,没人擦。
薛砚农蹲在头一口箱跟前,木匣搁在脚边,两只手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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