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沿上,疤朝上。
“造册的。”
“在。”
“二十九号,清了。”陶其昌说,“今日清另三口。”
“是。”
“华北各站旧电底,两口。渝密零星附卷,一口。”他说,“南京装箱,你看了几枚。”
“三枚。”
“北平点验。”
“三枚。”
“今日。”
“三枚。”
“三枚在。”陶其昌说,“你念号。薛砚农数卷。我听。”
薛砚农把头一口箱的火漆看了一看,没讲话。铜扣掀开,箱盖起来。里头一摞一摞,牛皮纸捆着,麻绳十字扎,每一捆的绳结底下压一张签。
陆行舟蹲下去,抽头一张签。
“华北,天津,三十四年,电底,一至四十。”
“四十。”薛砚农的铅笔在纸边上点一点。
“华北,天津,三十四年,电底,四十一至七十六。”
“三十六。”
一捆一捆往下。天津,济南,张家口,保定。年份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号连着号,中间断的,薛砚农的铅笔画一道。断的三处,同南京装箱那日的单子对得上,他记得。
走廊上有人过,雍茂春的脚步,到门口,没停,往西头去了。楼下电讯室的门响了一声,关上。街上卖黄花鱼的吆喝从窗户木板缝里挤进来,一声,拖得长。
箱底那一捆薄。签上的字不是电底的号,是另一手,抄件两个字。
他把签抽出来。
“华北,北平,三十三年,眼线簿,抄件,一册。”
“一册。”
签底下那一册露着半边封皮。封皮上没字,第一页翻着,是装箱那日就翻着的,纸角折了。他没有翻。他看了一眼。
一眼。纸上四行,一行一个号。头一行,甲字。第二行,乙字。第四行,庚字三号,东单三条,修车,三十三年二月入册。
他把签搁回去。
东单三条那个修车摊。一冬,他把自行车前闸拧松四回。那个人蹲在炉子边,手指冻得红,螺丝拧得不含糊。灰楼门口的车牌,三天一交。他只晓得那人在站里的挂名册上叫庚字三号。三十三年二月,北平城里还是太阳旗,那个摊子就支在东单三条了。
他没有再看。
“念号,不看内容。”
陶其昌讲的。他没有抬头,没有看陆行舟,也没有看那一册。
“是。”
“号在,册在。”陶其昌说,“里头写的谁,是谁的事,不是造册的事。”
“是。”
薛砚农的铅笔在纸边上点了一点。
第二口箱。铜扣。箱盖。
“华北,北平,三十四年,电底,一至五十二。”
“五十二。”
“华北,北平,三十四年,电底,五十三至九十。”
“三十八。”
北平的电底比天津的厚。三十四年,日本人走的那一年,前半年薄,后半年厚。号连着,断的一处,铅笔画一道。窗户木板缝里那一线白往东挪了一寸。楼下门房里牧顺来的凳子响了一声,是有人进门,他站起来数。
第二口念到一半,走廊上的靴子声上来了。
不是一个人的。重的一个在头里,后头跟着几个,到三楼,散开。有一个到窗跟前站住了,旁的不动。
陶其昌坐着,手搭在膝盖上。薛砚农的铅笔停在纸边上,没有点下去。
陆行舟没有回头。窗外卖黄花鱼的又吆喝了一声,比头一声远。他手里那张签,念到一半。
“华北,北平,三十四年——”
“副处长。”
砂纸嗓子。
他把签搁下,站起来,转过身。
雷震虎在门口。军服,领子扣紧,帽子攥在手里,帽檐上那道折还在。他身后,廊柱边上站着一个,瘦高,四十上下,两只手插在裤袋里,脸朝着窗,不朝门。窗台上一溜烟头,掐得齐。他不抽。亓春山,雍茂春讲过的,跟了雷震虎八年。再往外三个兵,一溜靠墙,帽檐压着眉毛。
雷震虎没有进门。他的眼睛从门缝里进去,扫过箱子,扫过长凳上那个人,扫过蹲在箱边的薛砚农,落回陆行舟身上。
“陶先生。”
“讲。”
“站长批了。”雷震虎说,“内查,从今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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