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方太太挑的。
漪澜堂底下的码头,一溜小船拴在桩上,漆是新刷的,绿的,桨搁在船板上。租船的伙计蹲在码头石阶上,手里一块牌子,一小时两千二。方太太讲上月还两千,伙计讲上月冰还没化透。
“三个人一条。”方太太说,“郑太太不上。”
郑太太富态,坐在漪澜堂廊子底下那张茶桌边,一只手摇着扇子,扇子还是冬天的鹅毛的,摇了两下,搁下了。
“你们划。我看。”
伙计解了缆,船一晃,钟太太先上,坐在船头,两只手抓着船帮。方太太第二个,坐在当中。曼丽最后一个,一脚踏上去,船往下一沉,水从船帮外头涌了一下,没进来。
“谁摇?”伙计问。
“我。”曼丽说。
“太太摇过?”
“上海摇过。”
伙计把橹柄递到她手里,一根绳套在橹上,绳头拴在船尾一枚铁环上。他讲了一句,末尾拖着儿字,推了一把,船离了码头。
水是绿的,比岸上的柳树还绿。
曼丽把橹柄往外推,往里拉。船走了一截,斜的。她再推,再拉。船头转过去,对着白塔,又转过去,对着五龙亭,再转,对着码头。伙计站在石阶上看,两只手叉在腰里。
“陆太太!”方太太一只手抓着船帮,一只手抓着曼丽的裤脚,“往前!往前!”
“晓得往前。”曼丽说,“它自家要转。”
橹在水里划了一个圈,船跟着划了一个圈。钟太太在船头,脸朝着水,不出声,手指头抓得白了。
“这是打转!这是打转!”方太太的嗓子上去了,“陆太太,你上海摇的什么船?”
“黄浦江上的。”
“黄浦江上的船有人摇!”
对面一条船上,一个船工模样的老头摇着橹过来,橹在他手里,船直得同尺子画的一样。他在两丈外头收了橹,隔着水喊了一句,橹柄要压着,别撬。
曼丽把橹柄压下去。船头顺了。
顺了两息,又斜。她把橹柄再压,压过了,船往另一边偏。方太太尖叫一声,叫得比头一回长,叫完了自家笑起来,笑得船帮直晃。
“没辙。”曼丽说,“它自家要转,我没辙。”
方太太不笑了,看她。
“陆太太这两个字,哪儿学的?”
“侯太太教的。”曼丽说,“讲北平人碰见办不了的事,就这两个字。”
“办得了的呢?”
“办得了的不讲话。”
船在湖心打了三个转,往五龙亭那边漂。五龙亭五座,亭顶一座连一座,亭子底下一排柳,柳梢黄了,黄里透一点绿,风从水面上过去,柳条子往一边摆。亭子里有人吹笛子,一段一段的,吹了半截,不吹了。
钟太太回过头。
“陆太太,我们靠岸。”
“靠。”曼丽说,“靠哪一边,它讲了算。”
漪澜堂的茶座在廊子底下。
一张方桌,四把藤椅,一壶茶八百,比东四的茶馆贵一倍。桌上一碟豌豆黄,四块,一块四百。郑太太先到的,茶已经沏过一回。三个人从码头上来,钟太太的脸还是白的,方太太的头发让风吹乱了,曼丽两只手心红的,橹柄磨的。
“陆太太摇船。”方太太坐下,先讲这一句,“摇了三个圈。”
“四个。”钟太太说。
郑太太笑,肩膀一耸一耸。她把那碟豌豆黄往曼丽跟前推了推。
“陆太太,先吃。老郑讲,北海的豌豆黄,甜得比稻香村的清。”
曼丽拈了一块,咬了一口。凉的,甜的,不粘牙。她没讲话,点了点头。
郑太太把扇子拿起来,又搁下。
“陆太太,你那碗面。”
“面。”
“老郑回来讲了三遍。”郑太太说,“陶老在楼里十几天,站长请了两回,回回不吃。陆太太一碗面,人坐下了。老郑讲,坐下了,就好办了。”
“面是面,席是席。”曼丽说,“他不吃席,吃面。”
“面好,面好。”郑太太点了两回头,“陆太太,我同你讲一桩事,你先听着。整顿里头,南京要发勋表。护档有功的,一人一枚。名单报上去了,老郑等信。”
“护档?”
“去年冬天前门那一夜,箱子没丢,人没少。”郑太太把嗓子压下去半分,“名单上头一个是老郑。你家当家的押的箱,也该在上头。”
曼丽把那块豌豆黄搁回碟子里。
“副的有份?”
“报上去了。”郑太太说,“有没有,南京讲了算。老郑等信。”
钟太太把茶碗端起来,没喝,搁下。
“听说南京的电报天天来。”她说,“我们家那位,机要科那一间,夜夜亮灯,回家都过了十点。听说都是南京的。听说一封比一封长。”
“三个听说。”郑太太说,“钟太太,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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