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太太喝茶。喝了一口,又讲了一句。
“报上讲,南京改组了。听说北平也要跟着换人。”
“老郑讲,改组是南京改,北平站是北平站。”郑太太说,“看报。”
方太太一直没讲话。她把头发理顺了,拿手帕擦了擦手,手帕搁在桌上,压着。廊子外头一条船划过去,船上人笑。她看了一眼水面,把嗓子压下去,压到只剩气。
“我们处长在南京述职,听讲一桩事。”
三个人都看她。
“二厅要北平那几口箱。”方太太说,“不是要看,是要。南京有人顶着,顶了一冬。”
“谁顶?”钟太太问。
“席秘书。”方太太说,“我们处长讲的。席秘书顶着,二厅没要着。二厅就派了人来北平,登门。”
郑太太的扇子停了。
“老郑没讲这一桩。”
“我们处长也叫我别讲。”方太太把手帕拿起来,又搁下,“他讲,箱子是陆副座押的,陆太太总该晓得。”
曼丽看着桌上那碟豌豆黄,剩三块。
四口箱子,一口不能少。前门东站那一夜,她坐在六条的院子里,炉子是侯太太生的,桐油灯搁在窗台上,她等到天亮,箱子进了台基厂的楼,当家的坐在箱子边上一夜没睡。箱子里头是什么,她没问过。
“箱子在楼里。”她说,“当家的讲的。旁的,他不讲,我不问。”
“不问好。”郑太太说,“太太们不问,男人才睡得着。”
方太太把手帕塞进袖口。廊子外头,五龙亭那边的笛子又响了,这一回吹完了一段。
“听说美国兵要从天津撤。”钟太太说,“听说撤到青岛。听说不撤了。”
“钟太太。”郑太太说,“喝茶。”
散的时候是三点。
郑太太的车在北海前门等着,站里的车,开车的是个兵。方太太钟太太上了车,郑太太拉着曼丽的手。
“陆太太,一道走。”
“我坐电车。”曼丽说,“东四两段,四百四。回头见。”
郑太太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回头见。”她说,“陆太太,这三个字讲得比侯太太还顺。”
“侯太太讲,北平人分手不讲再会,讲回头见。”曼丽说,“回头总要见的。”
车开走了。曼丽站在北海前门的牌楼底下,看那辆车拐过景山的墙,没了。街对面一副挑子,两只木桶,卖茶汤的,铜壶嘴冲着天,摊主拿一只碗接,冲下去,一碗,五百。她没买。
电车来了。木头车厢,当当两下。她上了车,坐在靠窗那一边,两只手心还是红的。车顺着景山前头往东,红墙一路,墙里头的树顶比墙高。卖票的过来,两段,四百四。她数了钱,接了票,折了一折,攥在手里。
东四邮政代办所在南大街路西一家纸店里,一张柜台,柜台一角搁着一只邮筒,绿的,漆掉了一块。
王妈早上讲的。代办所的老头前儿捎话到胡同口,讲有陆太太一封信,门牌写差了,写的是六条陆宅,邮差找了两趟没找着,压在代办所,叫自家来取。王妈问了一句,哪儿寄的。老头讲,南京。
曼丽把车票攥在手里进的门。
老头六十上下,戴一副断了腿拿线绑着的眼镜,在柜台后头拆一摞信。她讲了一句,东四六条,陆太太。老头看了她一眼,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只信封,搁在柜台上,手压着。
“太太贵姓?”
“姚。”
“陆太太姓姚。”老头把手拿开了,“信是陆太太的。”
信封是白的,薄的,南京的邮戳,一枚,圆的,边上糊了一块。邮票两张,一张齐一张歪。正面三行字,北平东四六条,陆宅,陆太太亲启。字小,扁,一笔一笔都趴着,笔画的尾巴往里收,同折油纸包的四个角一样,折进去。
她把信封翻过来。背面一行小字,缄的那一边。
她识字不多。这几个字里头,她认得一个小字。
旁的不用认。
那一手字,她认得。上海书店里,包书皮抵账的那个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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