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天没有亮。
窗户纸是黄的。不是日头晒的黄,是外头压过来的黄,一层一层,把屋里的光泼成了茶汤色。窗棂上沙沙地响,像有人拿指甲在纸上一下一下地刮。
曼丽睁开眼,先看窗户,再看窗台。窗台上一层土,细的,匀的,指头一抹,一道白印。
“啥物事?”她坐起来,“一夜工夫,桌子上能写字了。”
“打沙子了。”王妈在外屋,嗓子隔着门帘,“太太甭开窗。开一条缝,一屋子都是。”
门帘一掀,一股土腥气跟着进来。王妈端着一碗浆糊,胳膊底下夹一卷高丽纸,纸已经裁成了指头宽的条子。她先不说话,蹲在门槛跟前,把纸条蘸了浆糊,一条一条往门缝上贴。门框贴一圈,门槛底下再贴一道。贴完了,用手掌顺着按一遍。
“俺们通州一年两回,春天一回,秋天一回。”她说,“春天这一回厉害。风从口外来,带着沙,一层一层往城里灌。”
曼丽披了棉袍出去看。
院子里,天是黄的,日头在黄里头挂着,圆的,没有光,像一枚铜钱贴在纸上。枣树的枝子在风里抖,垂花门那道帘子拍得啪啪响。井台上一层土,井盖上一层土,西墙根去年冬储的白菜早吃完了,那一溜地方也是一层土。桐油灯挂在檐下,灯罩上蒙了一层,灯座那道磕痕看不清了。
胡同里没有吆喝。卖豆汁的没来,卖青菜的没来,天上那群鸽子也没起,鸽哨一声没有。只有风,在六条那棵老槐树上,一阵一阵,撕布似的。门墩上那只猫,平日趴在上头晒太阳,今天缩在门洞里,眼睛眯成一条缝。
曼丽拿手指抹了一下灯座,指头肚上一层灰。
“上海没有这个。”
“北平有。”王妈说,“年年有。”
侯太太是晌午前顶风来的。
蓝布棉袍外头罩了一件旧夹袄,头上一块蓝布包得只剩眼睛。进了门,她先站在门洞里,把包头解下来,抖。抖出来的土在门洞里打了个旋。
“牌局散了。”她进屋坐下,接过王妈递的茶,先不喝,拿茶碗盖子刮了刮碗沿,“郑太太说,这天儿,牌摸在手里都硌牙。三圈没打完,各回各家。我想着六条顺路,来瞧瞧陆太太的窗户纸糊严实了没有。”
“糊了。”曼丽说,“王妈一早贴的。”
“贴了就好。”侯太太喝了一口茶,“您呐这一冬,京话学得快。今儿我再教两句,沙天儿正用得上。”
曼丽把椅子往前拉了拉。
“头一句,劳驾。”侯太太说,“求人办事,头里加这两个字。让人让个道,劳驾。请人递个东西,劳驾。跟洋车讲价,也是劳驾。”
“劳驾。”曼丽学。
“驾字往下沉,别往上挑。”侯太太说,“您那个是上海的劳驾。上海人讲话,字是不是都往上飘?”
“上海不讲这个。”曼丽说,“上海讲对勿起。”
“对不起是赔礼。劳驾是求人。不一样。”侯太太又教,“第二句,借光。人挤人的时候,您从后头过去,说一声借光。人家就侧身。”
“借光。”
“对。借的是人家的光,走的是您自个儿的道。”侯太太满意了,把茶碗搁下。
曼丽把两句在嘴里滚了几遍。劳驾,借光。四个字,两个往下沉,两个平着走。
“陆太太,”侯太太压低了嗓子,往门外看了一眼,“外头传,南京那位陶老先生,到了北平不住公馆,不住饭店,要住站里头,住那几口箱子隔壁。”
曼丽没接。
“这话不是牌桌上传的。”侯太太说,“是门房先传出来的。昨儿总务那位胖科长跑上楼的时候嚷嚷了半句,门房听了一耳朵,门房传给送煤的,送煤的传到我们家老侯耳朵里。老侯回家一句话没说,是我问出来的。”
“住箱子隔壁。”曼丽说,“箱子有什么好守的。”
“可不是。”侯太太起身,包头往头上一裹,“我说这话,您听了就搁下。沙天儿,话传得比风还快。”
她走了。门洞里又是一个旋。
煤球是下晌去买的。
灶房那口炉子烧的是煤球,过了一冬,煤堆见了底。王妈说六条东口出去,东四北大街上有一家煤铺,门头沟的煤,煤球是他家自己摇的。
出了胡同口,风一头撞过来。曼丽把围巾往脸上又缠了一道,只剩眼睛。街上人不多,走路的都是侧着身子走。东四牌楼底下电车站牌孤零零立着,站牌底下空的。
“电车不开了。”王妈说,“沙大,电线上落了土,怕出事。一年就停这么几天。”
煤铺的门脸是黑的。伙计从里头出来,一脸的煤黑,眼睛白。
“太太,煤球?”
“煤球。”曼丽说,“怎么卖?”
“百斤三千二。”
“上月不是二千八?”
“上月是上月。”伙计把手往西一指,“门头沟的煤下来,走的是大车,沙天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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