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堂开在黄梅天里。
法院大堂的窗子全开着,风不进来,湿气进来。旁听席的木条凳坐满了,后头还站了两排。头顶三架吊扇转着,转得慢,扇叶上一层灰。头一堂散场时高丽生那半句“不止一个”,今日满堂的人都是冲着它来的。
陆行舟坐在机关席的末位。
机关席在堂左,一张长桌,本部来的人只有两个:席之桓居中,他在末位,手边一册誊清的证词、一支笔。席之桓的随员站在长桌后头,灰布中山装,皮夹子抱在胸前。桌上没有茶。
被告席在堂右。璩宏达坐头一个,囚服,头发白了一半,两只手叠在膝上,铐子压在手背上。蓟连奎在他旁边,低着头,看自家的鞋。证人席在堂中,空着,一把椅子。
审判长阎叔平进来,满堂起立,又坐下。检察官詹梦周翻卷,翻到一处,拿手指压住。
“传证人高丽生。”
高丽生从侧门进来。瘦了一圈,囚服套在身上晃,金牙还在。他朝审判长鞠躬,朝检察官鞠躬,朝旁听席也鞠了半个,坐下,坐得很端正。
“证人。”詹梦周不看他,看卷,“上堂所称,军统派在七十六号的眼线不止一个。眼线何人?姓名、职务、派遣机关,一一具答。”
堂上静了。吊扇的声音出来了。
“检察官先生这个问题,”高丽生清了清嗓子,“容我从头讲起。”
“只答问题。”
“是,是。眼线嘛。”高丽生把两只手搁到膝盖上,“眼线两个字,写在脸上的,没有。七十六号那个地方,门朝西开,进去的人多,出来的人少。我在万先生手底下当副官,管迎送,管茶水,不管底细。来一个人,我看一眼;走一个人,我再看一眼。看得多了,就晓得哪个是来投诚的,哪个是来看门道的。看门道的,有穿长衫的,有拎菜篮的,有——”
“姓名。”
“姓名我要是记得,上一堂就讲了。”高丽生笑了一下,金牙露出来,“我讲不止一个,是照实讲。一个,我记得是重庆那边派的,后来没了下落。还有一个,是本地的,上海人,做小生意。”
陆行舟的笔在誊清册上走。走到“上海人,做小生意”七个字,没停,照写。
他的后颈出了汗。汗从发根下来,顺着领子里头走,一直走到脊背。他没有去擦。堂上没有人看他。璩宏达看的是高丽生,蓟连奎看的是鞋,审判长看的是卷,旁听席看的是被告席。他是机关席末位一个抄字的,谁也用不着看。
“做什么小生意?”詹梦周问。
“这个我要想一想。”高丽生仰起脸,“隔了七八年了。开铺子的。开什么铺子……上海开铺子的,四马路一条街,全是铺子。”
“证人上堂说的是‘书店’。”
“书店?”高丽生想了想,“书店多得很。四马路一条街全是书店。”
旁听席有人笑。审判长敲了一下。
“证人。”詹梦周把卷合上,“本官再问一遍。该眼线,姓甚名谁,现在何处?”
高丽生沉默了三息。
“检察官先生。”他慢慢讲,“这个人,我不但认得,我还查过他。万先生刚进上海那一年,叫我查的。查了三天,查出来八个字。”
“哪八个字?”
“庸碌怕事,不足为虑。”
堂上又静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人,”高丽生说,“重庆派他进来,是要他看门道的。他看了两三年,看出什么来了?一样也没有。赊两包烟要老板娘提醒,忘了太太的生日跪搓衣板。检察官先生,这样的人,算眼线,还是不算眼线?他要是算眼线,那我这个查眼线的,查出他不足为虑,是不是也算替重庆办了一桩事?”
他说完,不看任何人,看审判长。
陆行舟把这一段誊完,笔搁在册子上。
那八个字他认得。民国二十八年七十六号的一份查人报告,朱笔在结语上勾过,归了档。上海的旧档进城那天,他造册,第七箱那一袋里他晓得它在,没翻,纸黄了,八个字没变。本部这一头的备案是另外三页,民国二十八年七月的派遣,签字,印;摘抄的考语,还是这八个字,旁注一行“原卷万逆朱笔勾销”;末了一页考功,忠厚有余,才干不足。两边的纸,一边说他不足为虑,一边说他才干不足,说的是同一个人。那三页如今夹着一条“备核”的纸签,同全宗七册一道搁在股长那张空桌上,席之桓要看,随时可取。他一句话没多讲。
机关席上,席之桓动了。
他动得很慢。先是伸手,随员把皮夹子打开,抽出一张公函,双手递到他手里。他看了一眼,不是看内容,是看落款。看完,举了举手。
“审判长。”
阎叔平看过来。
“本局有一件公函,”席之桓说,“奉令查复,呈庭。”
法警把公函接过去,递到审判长面前。阎叔平看了,交给詹梦周。詹梦周看了两遍,抬起头。
“席秘书,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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