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楼门口贴着三张封条。
一张市府的,红纸黑字,贴在门框正中,纸角翘了。一张党部的,贴在市府那张的上头,压住半截。第三张最新,白纸,蓝印,贴在门锁上,印是国防部的,日期是昨天。
三张封条,一把锁,门里头空着。
郑百川站在台阶下头仰着脸看。他今天穿的是便装,一身灰绸长衫,手里一把折扇,扇子没打开。两部洋车停在梧桐树底下,车夫蹲着抽烟。
“百川兄,侬看。”忻鼎臣站在他旁边,比他矮半个头,一双眼睛在楼上楼下扫,“三层,红砖,钢窗,地板是柚木。日本人民国二十八年造的,住吉商会,做棉纱。日本人走的时候,家具一件没搬。”
“家具?”
“红木的。还有一架钢琴。”
陆行舟站在两个人后面半步,手里夹着一个公文夹,是从本部出来带着的,里头是空的。郑百川早上到研判股门口叫他,说去看一处房子,侬眼睛尖,跟我去看一眼。他就跟来了。
中山东路的梧桐已经长满了叶子,五月底的太阳从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三张封条上。街上过一部吉普,车斗里码着藤箱,开得很快,扬起一街的灰。
对面一家绸缎庄,门板上也贴着封条,封条上头又贴了一张,写的是“已接收”。再往东一家日本人开过的药房,招牌拆了一半,拆下来的半块靠在墙根,字朝里。两个苦力蹲在半块招牌旁边,等活。
忻鼎臣把门房叫过来开锁。门房是个本地人,五十多岁,钥匙挂在裤腰上,一串。他看看封条,看看郑百川,又看看陆行舟身上的军服,把锁开了。开锁的时候他绕开了国防部那一张,钥匙从锁眼里下去,纸没碰破。
“这楼,”门房说,“一个月来了四拨人。”
楼里是空的。
一楼大厅,地板上落着一层灰,灰上头有几块干净的方,长的是柜子,方的是桌子,墙角一块大的,弧形,是钢琴。方块边上灰积得厚,方块里头没有灰。
“家具呢?”郑百川问。
忻鼎臣没答。门房在后头答了:“前天夜里搬的。三部卡车。”
“谁搬的?”
门房指了指门上。国防部那一张封条,是昨天贴的。
郑百川把扇子在手里转了半圈。他没讲话。
陆行舟蹲下去,用手指在方块边上抹了一下。灰是新落的,薄薄一层,底下的地板还亮着。他站起来,把手指在公文夹背面擦了擦。
“百川兄。”忻鼎臣把声音压低了,“家具是家具,楼是楼。家具搬走了,楼还在。市府要,党部也要,国防部那边也要。三家争一栋楼,争到年底也争不出来。这时候,要是本局的封条贴上去——”
“贴上去怎样?”
“本局的封条,哪一家敢揭?”忻鼎臣笑了,“揭封条是罪名。楼封着,封三个月,三个月里头,同乡会出面,租。租下来,楼上做会馆,楼下做商号,宁波人在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百川兄,侬是主席,二楼朝南那一套,是主席的。”
郑百川把扇子打开了,扇了两下。
“老齐在上海,”他说,“来了一封信。三页纸,两页讲的是上海的接收。”
他从长衫口袋里把信摸出来,没有递给谁,自己看着念了一段。
“上海如今流行一句话,叫五子登科。房子,车子,条子,票子,女子。接收委员一到,先封楼,再封车,金条论根,票子论捆。一栋洋楼,早上还是敌产,晚上就是某公馆。老齐说,他分了一处弄堂房子,一辆道奇。他还说,南京的楼比上海便宜,同乡若有门路,莫错过。”
他把信折起来,塞回口袋。
“老齐分了一辆道奇。”他又讲了一遍。
忻鼎臣看着他。门房站在门口,看着地板。陆行舟看着那一块弧形的干净地方。钢琴搬走的时候,有一条腿在地板上拖了一道,道子从墙角一直拖到门槛。
“行舟啊。”郑百川转过来,“侬看。”
他讲的是楼。楼三层,钢窗,柚木地板。他讲的也不是楼。他挂着参议,等委任,等了十来天,委任没到,先到的是一栋楼。城南那一处两进有井的房子,是租的,他太太天天讲“分得不好住自家的”,讲了十来天。
陆行舟没有马上答。
他把公文夹换到左手,右手指了指门上。
“郑站长,那张封条,昨天贴的。”
“我看见了。”
“昨天贴的封条,前天夜里搬的家具。”陆行舟说,“先搬,后封。搬的人,跟贴的人,是一家。”
郑百川的扇子停了。
“国防部那边的封条,贴上去之前,东西已经走了。”陆行舟说,“他们要的不是楼,是楼里的东西。东西拿走了,楼留下来,封条留下来,留给后头的人争。谁贴第四张,谁就跟前头三张对上。市府是市府,党部是党部,这两家争,争的是楼。国防部那一张,争的不是楼。”
“争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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