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公祠的门是新漆的。
黑漆,刷得急,门钉上还挂着一层,没擦。门口两个卫兵,枪是新枪。陆行舟走进去,卫兵看了他胸前的证章一眼,没看脸。证章是前天发的,铜的,编号在背面。
院子里两排梧桐,叶子已经张开了。南京五月,日头一出来就烫,树底下还能站人。树底下站的人不少,都是等着分屋子的。本部还都八九天,屋子分了三回,三回都没分完。
他往里走。
二进院东厢是情报处。门上挂了牌子,牌子是纸的,压在玻璃框里,字是他自家写的。处里三个股,研判股在最里头一间。门上又一张纸:研判股。底下两行小字,股长一行,副股长一行。股长那一行写着宣延龄,副股长那一行写着他。
宣延龄他没见过。到南京八九天,这个名字只在门上见过。人在哪里,处里没人讲,他也没问。股里的公事一天一摞,摞在他桌上,他看完,拟稿,誊清,送上去。送上去的稿子末尾要签字,他签副股长,再往上一格,盖股长的章。章在他抽屉里。
章是处里发下来的,交给他的时候,发的人讲了一句:“宣股长没到,章你先管着。”
他管着。管了八九天,盖了几十回。一张稿子上头两个名字,一个人的字,一个人的章。字是他的,章是没见过的人的。
走廊是穿堂的,东头通西厢。西厢挂的牌子也是纸的,上头只写了“委员会办公室”六个字。国防部那边派来的。改组的事,上头讲了要成立委员会,委员会就在这里。委员几个,叫什么,本部这边没人讲得清。讲得清的是每天早上八点,西厢的人从西门进,东厢的人从东门进,走廊上碰着,谁也不点头。
他每天走这条走廊。
走廊里的地砖是旧的,一头高一头低,中间一块松了,踩上去响。西厢的人踩过去响一声,东厢的人踩过去也响一声。响声一样。
译电科缩了三成,方鉴清的科挪在前院,人只剩原先的一半。他是本部还都头一天被拨到研判股的,方鉴清送他过来,站在门口讲了一句:“研判股好,清净。”讲完就走了,走廊上那块砖响了一声。
今早他踩过去的时候,西厢的门开着,里头一个人在打电话,电话里讲的是遗档。
“三处。”那人讲,“三处,我们只拿到一处的钥匙。”
门关上了。
遗档分三处存。
这是席之桓定的。第一处在城北一座仓库,公馆那三十七箱,老板在渝那批私档,封条是席之桓亲手贴的,钥匙在他身上。第二处在洪公祠后进那间库房,老库那三十一箱,从下关的车上直接进去,喻子丹押到库门口,册子交上去,押运队的差事完了。他造的那本册子,装在誊清匣里,跟箱子一道锁在第二处。第三处还是空的。
空的那一处,处里的人都晓得留给谁。上海的旧档,清点完了要运过来。上海那批比重庆的多,多得多。
席之桓叫他,是在午前。
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在正房,窗子朝南,梧桐叶子把日头挡了一半。席之桓坐在窗子底下,桌上一摞纸,一支笔。他进去,席之桓没抬头。
“坐。”
他坐了。
“册子,”席之桓把笔搁下,“你抄过几遍?”
“一遍。”
“一遍。”席之桓看着他,“六十八箱,一遍。”
“抄字的,抄一遍。”陆行舟说,“留底的是库,不是人。”
席之桓没接这句。他把桌上一张纸推过来一寸,纸上是三行字,三处的名目,底下各一个钥匙的记号。第一处一把,第二处两把,第三处空着。
“第二处两把。”席之桓说,“一把在我。一把,你晓得在谁那里。”
他晓得。隔壁那间,打电话的那个人。委员会拿到一处的钥匙,拿到的就是第二处。
“他们要看册子。”席之桓说,“看,可以。看完,册子回库。人不进库。”
“人不进库。”
“你陪着看。”席之桓把纸收回去,“你造的册,你认得哪一页是哪一页。他们认不得。”
这句话讲完,席之桓又拿起笔。他等了一下,没有第二句。他起身,出门,走廊上那块松砖响了一声。
下午西厢来人看册子。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些,拿一个本子;一个年轻,不拿东西,只看。册子从第二处提出来,装在一只皮匣子里,两个兵押着,搁在研判股的桌上。皮匣子打开,册子拿出来,他站在桌边。
年纪大的翻。翻得慢,一页一页,箱号对箱号,眼睛在纸上,手指也在纸上。翻到二十九号那一页,手指停了一下。二十九号那一行写的是“渝密五十三号,名单卷,一册,五十九页”。
“里头是什么?”年纪大的问,眼睛没离开纸。
“造册不看内容。”陆行舟说,“看的是箱号、卷号、页数。”
手指过去了。
年轻的那个没看册子,看的是他。看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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