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在朝天门半坡,往下二十来级石梯就是义丰纸行。
上午的茶馆满座。八张方桌,没有一张空着,讲的全是船。哪家的票是黑市上翻了三倍买的,哪家一口樟木箱称出来六十斤,哪家的太太把银锁片缝在娃娃的棉袄里过秤。堂倌提着长嘴铜壶在桌子缝里钻,壶嘴一探,水一线落进盖碗,不溅一滴。
任小楼坐在靠墙那张桌。一碗沱茶,一碟胡豆,人笼着袖子。见他进来,往对面的竹椅上抬了抬下巴。
陆先生,坐。
他坐下。堂倌过来掺水,掺了,走了。
茶馆里是沱茶的焦香混着叶子烟,梁上挂的竹帘子叫日头晒了一上午,一股干霉味。他把长衫下摆拢了拢,两只手搁在桌沿上。
纸价又改了。任小楼说。
改了几回?
这个月第三回。
隔壁桌拍了一下桌子,是讲船票的。一个穿绸衫的讲他一家六口的票是托了船行的账房买的,讲到账房两个字,满桌人都往他跟前凑。任小楼没看那边,把碗盖揭开,吹了吹浮沫。
上海那边的话,到了。
声音不高不低,跟讲纸价一个调门。
陆行舟把碗端起来。茶还烫,他没喝,端着。
提篮桥那一位,还在。
碗沿贴着嘴唇,热的。
看守换了。任小楼说,先前是日本人的看守,如今是国民政府的。门口那块牌子也换了,从前写的是一样,如今写的是共党要犯。他停了停,牢,是原先那一间。
人怎么样?
传话的只传到这一句。人还在。
从哪一路传的?
绕的。走了一个多月,经了几双手,我不晓得。任小楼把碗盖搁回去,陆先生也莫问。
他把碗放下来。放得很轻,碗底碰着桌面,没有响。
看守换了,探监呢?
探监要证。任小楼说,共党要犯,哪个去衙门要这个证?要了,先把自家搭进去。
先前想过的路,还是走不通。换的是看守,不是门。任小楼两手笼回袖子里,上头的话,还是那四个字。记着,别碰。
八年了。
八年也别碰。任小楼看着碗,碰一下,人就没了。不碰,人还在。
记着。
隔壁桌的绸衫讲完了账房,又讲起过秤。船公司贴了告示,官眷的行李每人限多少斤,超一斤,加一斤的钱。他讲他家太太把一床棉被拆开来称,称完又缝回去。满桌笑。堂倌提着铜壶过来,往笑声里掺了一圈水。
任小楼站起来,把胡豆碟子往他这边推了推。
茶钱付过了。先生慢坐。
他从桌子缝里出去,不快不慢,跟一个出门收账的账房一个样。门口的日头照在他背上,照了一下,人就下了石梯。
陆行舟坐着。
碗里的茶从烫到温。堂倌过来掺水,他把碗盖搭上,堂倌就转到隔壁桌去了。绸衫走了,换了一桌,讲的还是船。有人讲民生公司的船排到了五月,有人讲五月也未必,有人讲不如走旱路到万县再想法子。有人讲还都两个字,讲得很响,讲完自家先笑了。
他一句都没有漏。一句都没有进。
日本人的看守走了。国民政府的看守来了。牌子换了。牢没换。
八年。上海那间牢,他没有进去过,他记得的是老周的旱烟袋,烟袋锅子磕在桌沿上的那一声。笃。那一声隔着八年,隔着一条江,还在。如今看守换了,磕桌沿的人,还在。
人还在。
三个字。传话的人一路传过来,传到任小楼嘴里,就这三个字。别的没有。咳不咳,站得起来站不起来,一个字都没有。三个字,他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攥着的手在大衣口袋里,没人看见。
茶凉了。
他把碗盖揭开,喝了一口。沱茶凉了是苦的,苦里带涩。他喝完那一口,把碗放回去,碟子里的胡豆一颗没动。
日头从门口挪到了门里。他站起来,出门,上坡。
石梯一级一级,他走得跟往常一样。手一直在口袋里。
坡上的家什,又摆出来了。
吊脚楼门口,一把秤,一个收荒匠。秤是收荒匠自家带的,一杆大秤,秤砣拿麻绳吊着。曼丽蹲在门槛里头,一样一样往外递。
上月卖过一回。那一回卖的是用不上的,一张竹床,一口旧碗柜,一个冬天生了三年的炭盆。这一回不一样。船公司的告示贴出来,官眷行李论斤,一斤一个价,人往船上一站,家什就不是家什了,是斤两。
铜锅。曼丽把锅递出去。
收荒匠拿秤钩勾住锅耳,秤砣一溜,停住。三斤四两。
这锅是宁波带出来的。
太太,宁波的锅到了重庆,也是三斤四两。
曼丽哼了一声,又递出一只铁锅。锅底黑的,糊了厚厚一层。
收荒匠勾起来一称,秤杆翘了。这个不作数。他把锅底翻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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