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压在罐头底下的。
他进门,曼丽坐在桌边,没起身。桌上一听牛肉罐头,罐头底下压着一只信封,露出一角。封口朝上,没拆。
“上海来的。”曼丽讲,“下晌邮差送到坡上,我签的字。邮差讲,坡上头一回收上海的信,问我是不是有亲戚在上海。”
“你讲啥子?”
“我讲,亲戚没有,冤家有一个。”
“没拆?”
“我拆了,你又讲我小心眼。”她把罐头拿开,信封推过来,推到桌沿,手没松,“信封是香的。”
“香得很。”曼丽又讲,“邮差递过来我就闻到了。坡上收的信,哪一封不是霉的、烟熏的。这一封,隔着一听罐头都压不住。”
他接过来。信封是洋纸,白的,右下角印着两个洋文花体字,字底下一行小字,静安寺路。邮戳是上海的,四月七日。收信人写的是坡上的门牌,写他的名,字瘦,往右倒。
这个字他认得。孤岛那几年,这个字写过多少张条子,条子上写的都是价钱。价钱后头,有时候多一句,有时候一句也没有。多一句的,比没有的贵。
曼丽没走开。她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缸喝水,眼睛从缸沿上头看过来。
他拆了。
信纸是舞厅的信纸,淡黄,抬头也是那两个花体洋文字,底下一行小字,印的是场子的名字。这样的纸,他八年前在场子后头的小间里见过一沓,压在她的粉盒底下,记的是各桌的输赢。三张,只写了一张半。
“陆先生台鉴:
场子腊月里重开,到今朝三个月了。门口的吉普,比当年的包车还多,一排排到马路那头。开吉普的都是接收来的老爷,牌桌上讲的是房子、车子、条子,输赢用金子算,票子不收,讲票子毛。
我不做台了,做账房。哪位老爷欠哪位老爷多少,哪栋房子过了几道手,账房一笔一笔记着。账房的生意,比台上的好。
你那几年的书店,有人打听。问的是老账,问到我头上。我讲,账本早烧了,烧的时候你还在上海。
上海还是上海。信不用回。
夜莺”
他看了一遍。一遍够了。
看完,信纸折回去,折成原来的三折,装回信封。曼丽还在看他,缸子搁下了。
“生意信。”他讲。
“生意信写在舞厅的纸上?”
“她的生意在舞厅里。”
“百乐门重开了?”曼丽的声气拐了个弯,“重开了也轮不到她做头牌。她比我大三岁,孤岛那阵就三十了。”
“她不做台了。”
“不做台做啥?”
“账房。”
曼丽哼了一声。“账房。好一个账房。”她想了想,又讲,“账房比头牌长久。头牌做到三十就要让台,账房做到五十还有人请。她倒会算。”
“她一向会算。”
“你倒晓得。”
他没作声。曼丽把茶缸端起来,又搁下,缸底在桌上磕了一下。
他起身,从灶间拿了火柴。信封连信纸,一头点着,火从洋纸上头爬过去,爬得快。那股香叫火一烤,先浓了一下,再就没有了。他捏着另一头,等火爬到指头边,松手,落进窗台上自家那只搪瓷缸里。缸里剩着半缸枸杞水,灰浮在水面上,一转,沉了。
“陆行舟。”
“嗯。”
“上海的信,倒是勤。”
“头一封。”
“头一封就写三张纸。”曼丽把罐头拿回去,摆回床脚那一摞上头,摆得齐齐的,“信封香一回,我就算一回。”
他没接。她也没再讲。
饭是豆瓣烧罐头,锅边照旧糊了一圈。吃到一半,曼丽放下筷子。
“赵太太走了。”
“四月的船。”
“船又黄了,退到五月。箱子四个月,人还在坡上。”她把碗里的肉拨给他两块,“票捏在手里三天,末了叫人挤掉了。她在朝天门站了一上午,箱子又拖回去。回来拉着我的手讲,南京见。我讲,南京见。讲完两个人都不晓得南京在哪头。”
“下水,往东。”
“往东我晓得。我是讲,到了南京住哪头。”曼丽拿筷子点了点桌子,“牌桌缺一个,方太太讲往后凑不齐了。方太太又讲,你们局里要分批走,她家那位是第几批,问了三回也不晓得。勾老幺的棚子,昨日又收了一张桌子,讲客人走一半,桌子摆着也是空的。收了桌子,棚子看着倒宽了,人坐在里头发空。”
“批次还没下。”
“还都,是还南京?”
“南京。”
“不是上海?”
“南京。”
“南京到上海,火车几个钟头?”
“几个钟头。”
“哦。”曼丽端起碗,扒了一口,又搁下,“那她的账房,离得倒近。”
他把那两块肉吃了。
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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