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净了,青森县公安局老家属院的地面冻得梆硬。
路灯杆子上贴着几张泛白的通渠广告,灯泡外罩着一层积年老灰,打下来的光昏黄昏黄的,像老烟枪吐出的一口浓痰。
晚上八点。
李同没穿制服,套了件深黑色的长款羽绒服,领子立着,挡住灌向脖腔的冷风。
他手里提着个极不起眼的红色网兜,网兜被底下的东西坠得直往下勒。
走到三号楼二单元,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李同没跺脚,借着外头透进来的一点月光,踩着缺边少角的水泥台阶往上走。
四楼,左户。
防盗门是十几年前那种暗红色的老样式,把手上的漆早就磨得露出了底下的铁皮。
李同停住脚步。
他没急着敲门,从羽绒服兜里摸出半包红塔山,想点一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他把烟盒塞回去,抬起手,屈起两根手指,在铁门上敲了三下。
不轻不重。
两重一轻。
这是当年他在市局刑侦队当新兵时,老刑警教的敲门规矩——不惊民,不扰邻。
屋里传来拖鞋趿拉地面的声音。
“谁啊?”是个女人的声音,透着点老人的沙哑。
“师娘,是我,李同。”
防盗门里头静了两秒。
接着是金属锁舌“咔哒”转动的脆响。门开了一条缝,防盗链还挂着。
一个满头银发、穿着碎花厚棉睡衣的老太太凑在门缝边往外看,看清了李同那张国字脸,赶紧把防盗链摘了,一把推开门。
“哎哟,同儿啊!大冷天的,你咋跑过来了?”
老太太是现任青森县公安局局长郑守义的老伴,她见过李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师娘,顺道来看看老局长。”李同把手里的红网兜换到左手,迈进门槛。
屋里暖气烧得挺足。
八十多平的老房子,没搞什么豪华装修,地上铺着最便宜的白瓷砖,客厅靠墙摆着一套用了十几年的布艺沙发,沙发套洗得发白。
电视机开着,放着抗日神剧,声音调得很低,几乎听不见台词。
郑守义就坐在沙发正中间。
五十九岁。头发白了七成,没染,剃了个极短的平头。他穿着件旧军绿毛衣,手里端着个紫砂茶杯,茶杯盖子悬在半空,眼睛盯着玄关处的李同。
明年二月。
再过不到三个月,郑守义就要到点退休了。
这阵子,市局的考察组刚走,全县上下谁不知道他李同要来接这个位子?
一个即将接任的新局长,大半夜提着东西,摸进现任老局长这个破旧的家属楼。
郑守义的眼皮不受控制地跳了一下。
他把茶杯盖子合上,发出极轻的一声“当啷”。
“老局长。”李同站在玄关,没换鞋,先喊了人。
郑守义慢慢站起来,把茶杯放在茶几上。
“李同啊。坐。”
声音很沉,带着几分官场里浸泡出来的客套与防备。
老太太赶紧去鞋柜里拿拖鞋,“换上换上,地上凉。我去给你们切盘橙子。”
李同换了拖鞋,走到茶几旁。
他没在主位坐,而是拉过旁边一个小马扎,极其自然地坐了下去。这位置比郑守义矮了半头。
郑守义看着他这副做派,眉头微微皱了皱。
“你现在是市局刑侦的尖刀,眼瞅着就要扛青森这面大旗了。跑我这老头子家里来,不合规矩吧?”
这话说得带刺。
交接班的时候,新老不见面是避嫌。见面,那是底下有账没算清。
李同没接这茬。
他把手里那个红色的网兜放在茶几上,解开死结。
网兜里,是两瓶光秃秃的玻璃瓶白酒。
没有包装盒,没有商标贴纸。只有瓶口用红色的塑料盖子封着,瓶身上用黑色的马克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字:内部供。
郑守义的视线落在那两瓶酒上,眼神猛地凝固了。
“老局长。”
李同把酒往郑守义面前推了推。
“二十年前,我刚进市局刑侦二大队。是个连现场提取脚印都得哆嗦的新兵蛋子。”
李同看着郑守义,声音放得很缓。
“您那时候是市局的刑侦老科长。带队去西郊废砖窑勘察个杀人抛尸案。连着三天三夜,吃住在砖窑里。您手把手教我怎么用石膏提鞋印,怎么在烂泥地里找血迹。”
李同的手指在那光玻璃瓶上敲了两下。
“案子破了那天,您请我们几个新兵喝的,就是市局食堂后头那家老酒厂酿的这口便宜酒。”
郑守义盯着那两瓶酒,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二十年了。
市局早就搬了新大楼,食堂后头那家老酒厂十几年前就倒闭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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