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给宣传部与教工委开了个联合会议后。
初九,江临舟来到教工委,计划就教育工作方面,单独开一个专题会议。
教工委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这间会议室比宣传部那间略小,长桌两侧各摆了十把椅子。
今天开会的人没那么多,靠墙的位置就没有了那一排折叠椅。
方铭提前到了,在桌边摆放材料,见江临舟进来,站直了身子。
“书记,教育厅的同志已经到了,在隔壁休息室。”
江临舟在主位坐下,翻开笔记本。
“那就,请他们进来吧。”
教育厅来了三个人: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分管教材和教研的二级巡视员,以及基础教育处的一位处长。
三个人在长桌右侧坐下,与教工委的人员相对。
江临舟没有寒暄,直接开口。
“各位同志,今天这个会,主题就是教育宣传和教材建设。”
停顿了一下,江临舟的目光,扫过在座所有人。
“年前我在各地州调研,走了学校,跟留校的学生聊过,也看过一些基层教学点的情况。
有一个感受,一直在心里放不下。”
江临舟翻开笔记本,但目光没有落在纸面上。
“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一直在讲。
但它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我思考了很久。
教育,是两个层面的事。
第一,塑造价值观。
第二,传授文化知识。
这两件事,一件是方向,一件是基础。
方向错了,基础再好,培养出来的人可能走向反面。
方向对了,基础不牢,培养出来的人也无法承担重任。”
停顿了一下,江临舟的语气,刻意放慢了一些。
“但今天我要重点说的是,第三件事。
文化知识传授的过程,有一个特点:潜移默化。
学生每天翻开课本,看到的内容,看到的配图,看到的名人事例,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入他们的认知。
这个过程太自然了,自然到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但正因为自然,才更需要警惕。”
江临舟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一页。
“什么是不可见的精神毒药?
举个例子。
一段教材里的文字,表面上看是介绍外国历史。
但仔细读进去,你发现它的表述方式让外国的制度、外国的人物、外国的事件显得天然优越。
从而让本国的历史、本国的先贤、本国的成就显得模糊、平淡、甚至需要质疑。
这种毒药,不靠一句口号来传播,它藏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
说到这里,江临舟看向教育厅的三位同志。
“教育厅在教材审核上,有没有发现过类似的问题?”
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秦烈听到江临舟提问,停顿了一下,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斟酌了一下措辞。
“江书记,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我们在近几年的教材审核中,发现过几类情况。
一类是插图问题,个别教材的配图风格,人物形象明显不符合华国学生的审美习惯。
服装、表情、姿态,有些与教材内容并不匹配。
还有个别插图,把华国孩子画得表情呆滞、形象刻板,而外国孩子则画得生动活泼。
这种对比,在学生长期的阅读中,会形成某种不易察觉的暗示。”
秦烈停顿了一下。
“第二类,是名人事例的选择问题。
部分教材在介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时,外国名人的比例过高,本国先贤的事例偏少。
在一些单元中,外国人物的事例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而本国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只有一两个作为点缀。
第三类,是历史叙事的问题。
个别教材在描述中国历史时,措辞偏于质疑和批判。
而在描述外国历史时,措辞偏于肯定和赞美,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叙事。”
江临舟听完,没有立刻回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刚才说的三类问题,插图、事例选择、历史叙事。
这归根结底是一件事:我们的教材在讲什么人的故事,以什么方式讲。
教材的名人事例,中华有几千年的历史长度,当以华夏为先,以史料为先。
这不是排外,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屈原、有司马迁、有李白杜甫、有李时珍宋应星、有詹天佑冯如。
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
他们的故事,应该在教材中占主导。”
说到这里,江临舟再次停顿,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
“同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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