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赵蒙生后第三周,党校结业前第二周,江临舟迎来了中组部的谈话。
党校教学楼二层,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
门牌上挂着“学员管理处”的牌子,但今天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人,不是管理处的值班人员。
江临舟到的时候,门已经开着半扇。
沈校长坐在靠窗的一侧,他对面坐着,在京州接陶知行校长时,见过的干部一局局长陈行之。
江临舟在门口停了一下,抬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
“请进。”沈校长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江临舟走进去时,陈行之站了起来,朝他点了点头,但没有握手。
这个细节意味着:这是一次组织谈话,不是工作会面。
沈校长示意江临舟坐在长桌另一侧的位置,自己则保持着一种不占主位、也不偏居一侧的坐姿,介于主持者和陪同者之间。
“江临舟同志,”
陈行之先开了口,语气比在中组部初审会议上缓和一些。
“今天来党校,一是代表中组部干部一局了解你的学习情况。
二是有些后续安排方面的事,需要当面跟你进行一次沟通。”
江临舟没有急着接话,落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
陈行之没有让寒暄占据太多时间,很快就进入正题。
“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接近尾声,这段时间有什么体会?
可以大致说说。”
江临舟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才开口,但语速比平时稍慢,如同做汇报一般。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有三个比较集中的体会。
第一,关于理论框架的系统性补充。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是碎片化的,对问题的溯源常常只到现象层面,缺乏进一步提炼出一般规律的能力。
党校的课程设置,帮助我建立了这样一个框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传播的规律,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理解舆论的形成机制,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比如,在学习‘思想建设新路径’模块时。
我开始意识到,过去在汉东做的文化出访和民间动员工作。
虽然效果较好,但背后缺乏对‘文化建设与社会稳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认识。
有了这个认识,再回过头去看那些经验,才具备了提炼和迁移的基础。
第二,是关于跨部门协调的理解。
在不同系统的学员交流中,我观察到法治系统与宣传系统在面对同一类事件时,各自的判断起点和预期目标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在具体工作中会体现为节奏不一致或优先顺序不一致。
通过中央党校这段时间的交流学习,我开始能够理解对方的逻辑起点,也意识到协同不是在程序上强行统一,而是在各自的工作边界内为对方留出对接的接口。
在法治系统与宣传系统的辩论中,逐渐认识到,解决问题固然需要明确的导向。
但解决问题的路径,本身也需要具备足够的包容度。
要让不同系统的专业判断,能够被纳入整体的决策框架中。
第三,是关于民族团结的理解。
在新增的研究模块中,认识到民族团结不只是一个政治表述,而是一个需要在具体治理场景中被不断维护和修复的过程。
边疆地区与内陆省份的治理逻辑存在明显的差异。
内陆省份的工作逻辑通常是问题导向的,而边疆地区的工作则需要在问题出现之前就维持一种稳定的运行状态。
这种差异要求我对‘宣传’的理解做出调整:宣传在成熟社会中的作用是引导预期。
而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宣传的作用更接近维持信任的连续性。”
说到这里,江临舟停顿了一下。
“这三点是我这段时间学习的主要收获,也是我对新研究方向的初步理解。”
陈行之听完,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偏过头看了一眼沈校长的方向。
沈校长微微点头,然后接口补充道。
“江临舟同志在党校期间的表现,我们是满意的。
他在课堂讨论中的发言能够将地方经验与理论框架结合起来思考,这在同期学员中不多见。
特别是在新增的民族团结模块中,他提交的几次课后作业,内容质量都排在组内前列。”
沈校长的评价不长,但覆盖了课堂表现、作业质量和研究方向三个维度。
陈行之收回视线,重新看向江临舟,话题转向更具体的层面。
“你在汉东工作期间,有没有接触外交、民族事务?”
“直接接触不多,”江临舟没有回避。
“皮皮虾号出访期间,涉及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协调工作。
民族事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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