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顺风号”被三艘林邑战船截停。
船上的水手试图反抗,被乱箭射死在甲板上。
波罗密亲自上船,带兵翻遍了每一个角落,最后在压舱石下找到了那几只麻袋。
陈元庆站在船头,双手被反绑,看着那些稻种被一袋一袋地拖出来,心疼得像被钝刀子反复割肉。
不是因为买卖亏了——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稻种对大昭意味着什么。
行刑是在第二天午时。
占城港的广场被烈日晒得发白,石板上的缝隙里嵌着经年的鱼鳞和槟榔渣。
广场中央临时搭了一座木台,木台旁钉了一排木桩。
陈元庆等三十余名大昭商人被绑在木桩上,嘴里塞了破布。
摩诃被绑在最前面,跪在木台下的泥地上。
他的槟榔不嚼了,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狡黠,只剩灰白的恐惧。
波罗密站在木台上,宣读罪状的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
念完之后,他向身后的象奴点了点头。
那头战象抬起了前足。摩诃的惨叫声只持续了不到两息,然后便被骨骼碎裂的闷响取代。
广场上响起了林邑百姓的哄然叫好。
范镇龙坐在木台中央的檀木椅上,自始至终没有看摩诃一眼。
他的目光越过广场,越过港口,落在远处的海面上。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陈元庆面前。
两人对视。
陈元庆的嘴被塞着,但他的眼睛没有闭。
十五年的海商生涯教过他一个道理——海上讨生活的人,死也要睁着眼睛死。
“大昭人偷我神种。”范镇龙的林邑土语通过通译传过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压得人心口发沉,“当诛。”
三十颗头颅在木桩前排成一排。
血从木台上淌下来,顺着石板的缝隙流进海边的泥滩里,把滩涂染成暗红色。
远处退潮的海水卷着泡沫漫上来,又退下去,反反复复,冲不淡那股腥甜的味道。
围观的占城百姓早已散去。
广场上只剩下收尸的奴仆和驱赶野狗的士兵。
没有人注意到,港口外的海面上漂着一只小渔船。
船上趴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是陈元庆船上的杂役小厮,名叫阿良。
昨晚大船被截停时,老邱把他塞进了一只装淡水的小木桶里,从船尾悄悄放进了海里。
他在木桶里泡了一夜,天亮时被一条路过的渔船捞起来,用身上仅剩的几枚铜钱央求渔夫送他去番禺。
渔夫不敢靠近占城港,只答应把他送出林邑海域。
阿良伏在船舷上,望着占城方向。
广场上空升起了一股黑烟——那是焚烧商船货品的烟火。
黑烟在午后的天空中越升越高,然后被海风吹散,融进灰蒙蒙的天际。
阿良没有哭。
他只有十三岁,但这趟出海已经让他学会了比哭更重要的事——记住。
记住东家被拖上木台时的样子,记住老邱中箭时喊的那声快走,记住那股黑烟升起的方向。
他的嘴唇无声地嚅动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对着占城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头。
小船在海上漂了六天。
六天后,阿良踏上了番禺的码头。
他赤着脚,嘴唇干裂,身上的衣服被海水泡得发硬。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街市,撞翻了路边的鱼摊,被摊主骂了一路。
他没有停。
他走到南海刺史府的门前,跪在石阶上,从怀里掏出那片被海水浸得模糊的帛书——那是陈元庆临行前写给南海刺史的信,上面只有一行字。
阿良不认识字,但他知道这封信很重要。
东家说过,如果船回不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刺史。
守门的兵丁接过帛书,皱着眉头辨认那行被海水洇开的墨字。
上面写的是:占城稻种,已得。
阿良跪在番禺刺史府门前的石阶下时,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从占城港外漂了六天六夜,又在番禺的街巷间跌跌撞撞走了小半日,脚底的血泡磨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一双赤脚肿得发亮。
身上那件从占城穿出来的粗布短褐被海水泡得发硬,领口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每说一个字都有血丝渗出来。
“林邑……杀我主……杀我三十弟兄……”
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跪在石阶上,额头一下一下地磕在粗糙的石板上。
守门的兵丁蹲下来扶他,他抓住兵丁的袖子不放,指甲陷进布料里,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块浮木。
“求刺史大人……做主……”
消息一层层传进去时,刘仁轨正在后堂看海图。
他奉旨南下,以南海宣慰使之职坐镇番禺,总揽岭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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