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中抽出一张纸,上面是他读战报时随手记下的数字。
“大昭军阵亡六千余,伤近六千,其中重伤致残者逾千。浪穹、邆赕、施浪三诏联军,阵亡两千余,伤三千余。越析伤亡较轻,也有数百。蒙舍士卒阵亡逾万,爨氏城防军阵亡数千。合计战死者,不下三万,伤者倍之。”
他放下纸。
“陛下,这不是一场歼灭战,这是一场互相放血的战争。王将军能赢,不是因为大昭军比蒙舍兵强多少——野猪岭上,两千陇右精骑加上三千浪穹兵,打一千五百蒙舍偏师,还伤了六百。他赢,是因为他有五万兵,有三百车药材,有四十名医官,有用不完的箭矢和火药。他是用家底砸开的太和城,又用太和城的余威震开了滇池。”
他转过身来。
“更让臣不安的,是战报末尾附的那句话。皮逻阁在太和城上问王雄诞:‘你的和平,与我的刀,有何不同?’爨归王在宗庙里说:‘你们这些外来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只有爨家,永远在这滇池边。’这些话,王将军写在战报上,不是为自己辩解——他是请朝廷替他回答。他是将军,仗打赢了,但这个问题,他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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