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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而国王/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中国走不了立//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更深入来说，“启蒙”时代本身，原文也不是“启蒙”，那个词的意思是“光明”。既然叫光明，那就有对应的黑暗。而这个黑暗，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
为了对付这个敌人，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以人自己的思想取代盲目的信仰。一系列的概念，比如自由，理性等等，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衍生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只是在宗教与道德领域进行哲学思考，试图反对基督教的权威。哪怕后期出现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并没有通俗叙事里那么“进步”，要去推动民主、共和。
很多人的政治观点，都未必有黄宗羲、顾炎武激进，而活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作家，甚至纷纷投向保守派，反对革命。以至于现代有个观点，认为启蒙运动引发革命，是后来的革命者硬给自己找了个思想前辈。
因此，启蒙思想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但也是是间接的。这种影响的方式，欧洲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入了。但问题是，这些作用效果，并不是法国相对于中国的“特色”。
比如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用人代替神作为核心。“自由意志”和“理性”这些概念，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概念，用来反对基督教的“神性是善，人性是恶，所以要有道德，要向善，就要遵从神性”那套说法的。
这个语境里的自由意志，是人免于被神束缚的自由；理性则是人脱离神之后，依然保持“善”的工具或者说方式。至于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要有选举自由，理性是不是要和科学绑定，都是另一层面的内容了，很多都是后世加进来的，甚至不一定合乎当时人的意思。
但这些理念，在中国，都是几千年前就完成的了……
脱离神这方面，中原文明成功的非常早，早到大家经常忽视这个区别了。所以现在说中原文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其实是个很冷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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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其实也是这样。法国在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脱离教会的、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下，人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评价统治者和政权的得失，以此来进行褒贬，判断其合法性，而不是只看他是不是虔诚。
另一方面，民间讨论政治的热潮，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原本和众人无关的事情，越来越被人关注，最后形成了“公众舆论”这个新鲜概念。这也是现代学者认为的、启蒙时代的重要贡献。
但这俩一样是非常“古老”的东西，属于春秋时期就有的现象了。
所以，说中国缺乏了某种启蒙的要素，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在社会方面，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上文列举的清朝江南和19世纪法国的近似性，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和之前的时代相比，明清江南（以下特指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显出现了自耕农比例减少的现象。在此之前，哪怕“不抑兼并”的宋朝，在末年之前，自耕农的人口比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是个比较“新”的现象。
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因为这个时候，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才是主流角色。
同时，这时候，“田皮”、“田骨”的概念开始流行（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一两段讲不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比如族田、学田等）加入了流动，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
（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比例相当大。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当时40%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比地主（30%）和农民（30%）都高）
这种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
由于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净产出增加，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而这些过剩的人口，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
曾经的观点是，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没有控制意识，越富裕的地方，人口增长越快，导致财富无法积累，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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