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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清朝前期,礼教极端化、理学兴盛的情况,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
我们之前提过,明末士人在道德上处境尴尬的问题,而这种局面在清初十分严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士人阶层需要与清朝合作,但这样就得面对“投靠蛮夷”的道德困境。所以,需要进行补足,证明自己依然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而这种补足方式,就是鼓励妇女进行过激的、乃至行为艺术级别的道德表演,以证明自己的家族乃至民族,并没有失去气节。
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也有这个需求。要降低统治成本,就需要拉进双方的文化关系,文化越接近,统治成本就越低。
但我们前面在合法性章节提到过,清朝面临的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如果想要维持君主专制,就必须和一个独立的旗人集团绑定,不但无法像当年鲜卑人、契丹人那样进行文化融合,连学习元朝,让汉人当军事骨干,都难以做到。
这种情况下,清朝也急需一些额外的行动来进行文化上的“找补”。而最方便的方式,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级别的表演,来证明它和汉族士大夫,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共同性。
结果就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支持鼓励这些夸张行为。
而清朝中期开始,对理学和夸张贞节行为的质疑、反击,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潮。
清朝后期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俞正燮在著作里,认为“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不应该把这二者绑定。妇女的道德应该依据对等原则,按古礼和实际情况,保持平常心来评判,不应过多干涉。“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而乾嘉学派不止在妇女问题上不断推进,在其他领域也在“复古”。
皖派的开创者,经学家江永,擅长数学,“深西法”、“祖欧罗巴之说”。江永的弟子、前文提到的戴震,除了经学训诂,也钻研数学,著有多部著作,还为《考工记》绘图写注,校勘过《水经注》。钱大昕也研究数学,钻研西式测量法,和钦天监多有来往。
由于康熙把“西学中源”定为基调,所以很多人在明面上,都宣称自己钻研的西洋算术,是出于古代,只不过在中国失传,而在四夷发扬光大。梁启超就说戴震是“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当然,这个办法确实很好用,到清末,人们还称赞“勿庵(梅文鼎)兴而算学显,东原(戴震)起而算学尊”。这两人都是用的这种套路。
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阮元,官至大学士,因此学问也有官方色彩。他在这个话题上,支持戴震的思路,不过他自己其实比戴震还不隐晦。
阮元认为,这些科学知识也是“儒者实事求是之学”。在实践中,他利用手工业知识,考证古代车辆的制造。又利用天文学知识,推算《小雅》中记载的日食出现的年代,来辅助断代。在漕运总督任上,主持创立新算法,把测算粮船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安卓、IOS版本请访问官网https://www.biqugeapp.co下载最新版本。如浏览器禁止访问,请换其他浏览器试试;如有异常请邮件反馈。
数学作为六艺之一,在他看来尤为重要,是“儒者之学,斯为大矣”。为此,阮元还主持编写了《畴人传》。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的传记集,以天文、数学为主,而不包括星象占卜。记录中国历代学者275人,西洋学者41人。
在这种科学类书籍的编写过程中,也贯彻了乾嘉学派的观念。各篇以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为主,只在开头简要介绍人物,而不记录其他政治与文化成就。记叙的事迹、论说及著作,均摘编自有关典籍的原文,在篇末注明材料出处。只在传记末尾,加上作者的评说。整个体例已经非常专业化。
除了主持项目的阮元本人,李锐、周治平、钱大昕、焦循等人都参与了编写,其中几位上面还出现过。到光绪年间,还有后学给这本书不断补订。
到清代中期,一些女数学家渐渐出现,乾隆年间,已经有出类拔萃者开塾讲课,乃至招收男弟子了。士林同样承认她们的学术成就,收入传记中。
对于西方学术,清朝人的心态十分矛盾。当然这个矛盾其实不是清朝才出现,明末就出现了。徐光启当年就嫌弃本土数学太菜,认为直接放弃本土体系,全盘采用欧式数学都没问题。而且这个思路,并不是一时血气上头,或者崇洋媚外,是真的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的。
上文说的,康熙钦//点的“西学中源”理论,实际上是黄宗羲最早提出的。而且这个思路也不是他独有,当时的其他学者如方以智等人也概括过。
他们的理论大体是说,这些理论(以数学为主,也包括其他科学内容),源头上都能追溯到周公、商高,后来被西洋人学走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并不是个罕见的现象,当年孔子都乐意承认并且学习的,所以现在也不需要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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