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①。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①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第62—63 页。
③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 页。
④ 《中国日报》1907 年9 月28 日。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 册。
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①。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 年10 月22 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①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 辑。
② 《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 册,第476 页。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 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 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 光棍”①。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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