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① 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1 期。②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 页。
④ 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 页。
①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2 期。②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③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 月29 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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