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10(第8页/共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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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②。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③。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④。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①。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④ 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④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① 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六。

    上加耗者也”②。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③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④，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⑤。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江南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①。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②，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③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④。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②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④ 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⑤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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