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 页 > 武侠小说 > 中国通史 > 中国通史目录 >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5(第9页/共39页)
返回目录 | 加入书签 | 推荐本书 | 收藏本页

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5(第9页/共39页)


****3*6*0**小**说**阅**读**网**欢**迎**您****

请用户自行鉴定本站广告的真实性及其合法性,本站对于广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 卷,著《论》10 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0 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 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