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5(第10页/共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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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 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 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0 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① 《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

    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①。

    ① 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第十二章宗教的兴盛第一节佛教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 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13 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①。1219 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②。1242 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③。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速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16 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000 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

    元代设有帝师一职，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为“王师”。出身于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迦，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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