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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5(第5页/共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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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①。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②刘因的返求六经的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清新的思想。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③。这无异是把儒家一直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这些言论,对明代的王阳明“经史无异”、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乃至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学成为官学始自元代。早在赵复北传理学之时,忽必烈曾在“潜邸”分别召见过赵复、窦默。忽必烈“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许衡等人则以程、朱之书“倡其乡人,学者寝盛”(《元史·许衡传》)。到仁宗时正式制定科举条格,“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①。苏天爵说:“迨仁庙(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② 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①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②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③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① 《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学异说,悉罢黜之。”②由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本,理学成为官学,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风气大盛。真金太子、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顺帝妥欢贴睦尔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他们还提倡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元代少数民族中儒家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项人高智耀,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钦察人泰不华,回回人伯颜师圣、瞻思,汪古人马祖常等。

    “异端”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元代著名“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他的哲学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邓牧的宇宙观与理学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存主宰者焉。”“主宰者”是谁?邓牧认为既不是“无极”,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他强烈反对元朝之统治,以无情抨击“君”和“吏”发泄自己的感情。他认为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官吏是“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他幻想重新出现“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①。既无盗贼,又无战争,人人自食其力。这种虚无飘渺的空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则孕育着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

    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谢应芳,字子兰,他是一位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他“引古人事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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