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他认为人有病“务求医药,不事祈祷”,不要信鬼神,反对淫祀;他反对迷信风俗,对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惑于风水之说,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觋、卜筮为妖妄,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对;至于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谢应芳生活于十四世纪科学水平不发达的时代,面对宫廷、② 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
① 见《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民间广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敢于著书立说,公开鼓吹无神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文学艺术元曲元代戏曲艺术有很大发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品种之一。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杂剧和南戏),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唐末五代。通常以一只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但可以将这只曲子再重复一遍,也可采用“带过曲”的方式,即续写一二个宫调相同而音律衔接的曲调。每句用韵,并加衬字,形成腔格固定、表达自由的特色。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散曲共有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正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小石调、南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宫调、越调①。散曲曲调来源很广泛,有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春,壮伟狠戾。武夫上马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徐渭《南词叙录》)明人王世贞则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者,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曲藻序》)可见,元散曲是继承宋金人词,吸引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
元人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选录元人散曲,传世至今。明人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散曲家187 人,另有“词林英杰”150 人,除董解元为金人外,共336 人。前期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后期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人。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其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朱权评其词如“天马脱羁”,姚桐寿称其“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姚桐寿《乐郊私语》)。
二、戏剧元代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杂剧是我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戏曲形式。
我国戏剧产生于唐代。自宋开始,一些大城市就曾建立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相配合表述剧情。每一出剧通常分为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演出时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杂剧初盛于山西、河北,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玉京书会等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多人,剧目六百余种,现在一百五十余种。最著名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被誉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自称“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通五音,六音滑熟”(关汉卿《石伏志》)。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他“躬战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共创作了63 个杂剧剧本,现存曲目俱全的12 个,科目残阙的3 个。其中《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王实甫的《西厢记》,《录鬼簿》中称之为“天下夺魁”。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名剧。关、马、郑、白,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元代还涌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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