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③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 余靖:《武溪集》卷15《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② 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①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①,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②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 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①。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 世纪70 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 料(约合今120 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
① 《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
① 刘新园:《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陶记〉校注》,《文史》第18、19 辑,中华书局出版。② 《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九;《资治通鉴》卷277、291。
① 岳珂:《愧郯录》。
第二节辽的手工业矿冶、铸造业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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