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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②。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 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 户和4000 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①,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①。
1981 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 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③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③。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② 《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① 《辽史·太祖纪·赞》。
① 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③ 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①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②,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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