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的车是九点出的灰楼。
黑的,旧的,车门上一道刮痕补过漆,补得比旁的地方亮。郑百川坐后头,便服,藏青长衫,外头一件马褂,呢帽搁在膝上。陆行舟坐在他边上。
“行舟啊,讲了半年了。”郑百川说,“去年十一月阿拉就讲,过两日陪我去琉璃厂。过两日,过到四月。”
“站长忙。”
“忙。”郑百川把帽子转了半圈,“忙的是旁人的事。今朝忙一回自家的。”
车出台基厂,往南,沿着城墙根往西。前门楼子在右手边过去,灰的,箭窗一排一排黑的。城墙根底下摊子摆开了,豆汁摊的白汽比冬天矮。车拐进前门大街,再拐,窄了。
琉璃厂到了。
街不宽,一辆车过,两边的人得贴着铺板走。匾都是黑底金字,有的金掉了,露出底下的木头。门口摆着摊,摊上摞着册页,压着镇纸。风从街西头过来,掀起一角,伙计伸手按住。
司机把车停在街口,郑百川下车,帽子戴上,先站着看了一遍。
“比上海的城隍庙规矩。”他说,“侬看,一家一家,不吆喝。”
墨缘阁在街东,门脸两间,匾是新漆的。
掌柜五十上下,瓜皮帽,长衫,一见进门,人从柜台后头绕出来。
“二位先生,里边请。看碑,看帖,看字画?”
“碑。”郑百川说,“明拓。”
掌柜的眼睛在他马褂上转了一转,腰弯下去半寸。
“先生识货。”
后堂一张长案,案上铺毡子。掌柜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木匣,匣上贴着签。他把匣子搁在案上,先拿一块布把手擦了。
“礼器碑。曲阜的。”他说,“明拓,一整张,未裱,原样。这一张是前清一位翰林家里散出来的,搁了两代人,东家不到万不得已不出手。”
匣盖开了。拓片卷着,线绳系着。掌柜解绳,一寸一寸往外展,展到头,拿镇纸压住四角。
黑底白字,隶书,一行一行。
郑百川弯下腰去看。一个字一个字,嘴唇跟着动,动到第三行停住了,抬头。
“好字。”
“先生好眼力。”掌柜把手往回收,“礼器碑瘦劲,明拓的字口还没有磨圆,一笔一笔都在。您瞧这一横,清拓就没有这么利了。”
陆行舟站在案子那一头,没有弯腰。
他看的不是字。字是黑的,黑得匀,匀得每一个字口都一样深。他看纸。纸色黄,黄得也匀,匀到折痕里头同折痕外头一个颜色。老纸不是这样的。老纸在折的地方先黄,黄了再裂,裂了才是老。这一张折痕里头是白的,白的没有黄透,是染的时候折着,茶水走不进去。
纸边毛的,撕的。撕的口子白。
他没有讲。
“多少?”郑百川问。
“六万。”掌柜讲得不快不慢,“先生,这个价,东家的价,我不敢添。”
“六万。”郑百川直起腰,帽子摘下来,在手里转了半圈,“四万。”
“先生。”掌柜笑了,笑得慢,“四万,您拿的就不是明拓了,是清拓,还是晚清的。”
“四万。”郑百川说,“上海一张明拓,三万。”
“上海的明拓,是从北平走的,走一趟一道价。”掌柜说,“五万五。交个朋友。”
“四万。”
“五万。”
“四万。”郑百川把帽子戴回去,往门口走了两步,走到毡子边上,回头,“行舟,走。”
陆行舟跟着走。掌柜的声音在后头。
“先生留步。四万五。”
“四万。”郑百川没有回头。
帘子掀起来了。街上的风进来。掌柜在后头叹了一口气,叹得长。
“得嘞。四万。先生,往后可得常来。”
郑百川回身,脸上那一朵花开了,开得足。钱数了,搁在毡子上。掌柜把拓片卷起来,系了,装进匣子,外头拿一张报纸包上。
“先生,这一张是真的好东西。”他把匣子双手递过来,“回去挂起来,别见日头。”
“晓得。”
出了门,郑百川把匣子夹在腋下,走得快。
“六万还到四万。”他说,“行舟啊,侬看阿拉这个价。”
“站长会还。”
“上海学的。上海的东西,不还价,当侬是戆大。”郑百川拍了拍匣子,“字是真好。侬看那一横。”
“是好字。”
字是真好。字口利,笔笔在。石头还在曲阜,石头上的字一横一横,拓一张同拓一万张,字是一样的。老的是字,新的是纸。拓的人晓得,买的人不晓得。掌柜卖的不是字,是纸上那一层黄。
四万买了一张字,一层茶。他没讲。
街当中一片园子,海王村。
牌楼进去,一圈平房,当中摆着摊,旧书,碑帖,铜的瓷的。槐树叶子嫩,树影稀。北头搭着席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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