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车是郑太太包的,三辆,天不亮就停在六条口。
郑太太自家那辆包月车在头里,车夫把铜铃擦得亮。后头三辆是从东四牌楼底下雇的,包半天,一辆八千,跑西直门外,来回。
王妈先出的门。手里一把柳条,青的,是天没亮从六条东口那棵柳树上折的,皮上的水还没干。她把柳条分成几绺,一绺一绺往门槛上码。
“太太,戴上。”
“戴啥物事?”
“戴柳。”王妈拿一绺,往曼丽鬓边别,“俺们通州的规矩,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
“变黄狗?”
“黄狗。”王妈说得平,“俺们那儿,家家戴。娶来的媳妇头一年不懂,婆婆给别上。”
曼丽摸了摸鬓边。柳条凉,叶子刚吐出来,指甲盖大。她没拿下来。
出了西直门,路是土路。
城门洞里挤,出城的车一辆接一辆,都是踏青的。城门外头一下子空了,两边是地,麦苗青着,齐脚脖子高,风一过,一片倒,一片起。长河在道边上走,水浑,岸上的柳条一丝一丝垂下来,梢头绿,根上还是灰的。
高亮桥是一座石桥。桥这一头有一片野茶馆,几张桌,条凳,芦席搭的棚子,棚子底下一口大铜壶,壶嘴冒气。
郑太太先下车。宝蓝旗袍外头罩了一件灰鼠皮的坎肩,坐得稳,走也稳。
“老头儿,两张桌。茶要好的。”
“好的没有。”老头说,“茶叶末,一壶三百,开水管添。芝麻酱烧饼,一个三百,现打的。”
“烧饼来十个。”郑太太说,“茶两壶。”
太太们一桌,侯太太同王妈坐旁边那一桌。姨太太没坐,站在河沿上,掐了一枝柳,编圈,编得快。她烫过的头发在风里一飘一飘,柳圈编好了,往头上一扣。
“陆太太,您也编一个。”
“我有。”曼丽指了指鬓边。
“那是别的。”姨太太说,“戴圈才好看。”
侯太太在那一桌接了一句:“您呐,戴圈的是姑娘。太太们,一绺就够了。”
姨太太笑了一声,没接。她回头看着河。
茶来了,壶嘴淌水。曼丽把碗送过去。
“劳驾,添满。”
老头看了她一眼,添满了。
方太太是最后一辆车上下来的。
她下车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方手帕,帕子里包着什么,四方的。坐下,先把帕子搁在桌上,压着,再喝茶。
“我们处长昨儿回来了。”
一桌人都看她。
“昨儿下晌的车。到家先睡了一觉,睡到今早,说南京的床硬,北平的床软,软得腰疼。”方太太把帕子打开,里头是一封信,“我侄女托他捎的。城南那个女中的。”
“信上讲啥?”曼丽问。
“讲学生。”方太太把信翻开,不念,眼睛在上头走,“说南京的学生四月里又上街了。一队一队的,举着布,喊。我侄女没去,她们先生不叫去。”
“哪个先生?”
“沈先生。”方太太说,“我侄女信里写,那天早上,沈先生站在校门口。站了一早上。”
“站校门口做啥?”
“拦着,还是送着,信上没讲。”方太太把信折回去,“就写了站在校门口。”
曼丽拈了一个烧饼,掰开,芝麻掉在桌上。
“沈先生。”她说,“就是托小姑娘送我桂花糖那位。人,我没见过。”
“教得真好。”方太太说,还是那一句,“我侄女天天念。”
钟太太把茶碗搁下。
“听说学生上街,南京要抓人。听说抓了又放了。听说这一回不放了。”
“三个听说。”郑太太说,“钟太太,喝茶。”
钟太太喝茶。
“南京的事,隔着一千里。”郑太太拿烧饼在茶碗里蘸了蘸,“老郑讲,北平站管北平的。旁的,看报。”
方太太把信塞回帕子里,帕子塞进袖口。
“我们处长讲,南京催得紧。”她压低了嗓子,“催什么,他不讲。就讲,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安生了。”
“安生。”侯太太在旁边桌上讲,“您呐,这两个字,北平城说了一年了。”
姨太太从河沿上走回来,柳圈歪在头上。她坐下,不看人,看桌上的烧饼。
“前儿个我们那口子陪人上西山。”
“上西山做什么?”钟太太问。
“打猎。”姨太太拿了一个烧饼,掰一半,“二厅一位荆上校,赶在清明前头上山打野兔。警备司令部派人陪着,派到我们那口子头上。”
“打着了?”
“一枪一只。”姨太太说,“我们那口子讲,一枪一只,一只不空。回来讲了一晚上,枪好。就这两个字,枪好。”
“什么枪?”
“他不懂。”姨太太把那半个烧饼咬了一口,“他讲,那位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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