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东站的月台上,沙还没扫净。
昨儿那一场黄天,落到今早,落成一层土。棚顶的铁梁上一层,站牌上一层,脚一踩,鞋底下沙沙响。天津来的车进站,白汽一喷,把这层土又扬起半人高。
车停稳,三等车厢的门先开。挑夫挤上去,栅栏外头洋车夫喊成一片。二等车厢下来的人不多。头一个下来的是个瘦老头,灰棉长衫,袖口磨得发白,手里什么也没拿。他在踏板上站了一站,看了一眼月台,下来了。
后头跟着一个,比他还瘦,两只手各提一只皮箱。箱子不大,提得吃力。提箱子的手指头上一层疤,亮的,是烫过的皮。他把箱子搁在月台上,换了一下手,又提起来。
出站口外头,站里的车等着。开车的兵认得人,迎上去,敬礼。
“陶老。站长叫车来接您。”
“不坐。”
陶其昌从车边上走过去了。开车的兵愣在那里,看着两个人出了广场。提箱子的回头看了一眼车,没停,跟上去。
顺着城墙根往东,到崇文门,拐北。
崇文门内大街上,水车在泼街。昨儿的沙落了满街,一车水泼下去,土面上一道黑,车过去,又是黄的。洋车夫把车把上的土掸了掸,看见两个走路的,追上来问了两回。陶其昌不摇头,也不看,走。
薛砚农跟在后头半步。皮箱换手换了四回。
大街上铺板卸下来了。剃头的,估衣铺,一家南货铺的伙计拿鸡毛掸子掸门脸上的土,掸一下,起一股黄烟。房顶上一群鸽子转过去,哨子响,呜的一声,从东边转到西边。卖杏仁茶的把炉子支在墙根,白汽往上冒,同人嘴里哈出来的气混在一处。
东单牌楼底下,电车来了。
木头车,铁轮子,车头一只铃,司机拿脚踩,当当当。陶其昌站到站牌底下。车停,他上去了。薛砚农把两只箱子先递上去,再爬上去。
卖票的挎着皮包过来。
“几位?”
“两个。”陶其昌说,“台基厂。”
“一段,一位二百。”
陶其昌从长衫里摸出钱,数了四张,递过去。卖票的撕了两张票。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折了一折,塞进长衫里头。
薛砚农看了一眼卖票的皮包,压着哑嗓子讲了一句:“站里有车。”
“车是站里的。”陶其昌说,“票是我的。”
车往西开。东长安街的槐树光着枝,枝上一层土。一站的路,坐着比走着慢。薛砚农坐在箱子边上,两只手搭在膝头,掌心朝下。
到了台基厂口,车停。陶其昌下车,没等薛砚农,先站在街口看。
灰砖三层楼立在街当中。楼门口木牌一块,华北贸易公司,六个字,金的,金字上落了土。
他看了一眼,够了。
牧顺来在门房里,看见两个人进门。
一个瘦老头,一个瘦老头提两只箱子。他站起来,右手扶着桌角,数了。两个。
前头那个走过门房的窗口,脚没停,眼睛往里头扫了一下。扫过他的脸,扫过他那条左胳膊,过去了。牧顺来站着,一直站到楼梯上没了脚步声。上楼的脚步,一个轻,一个重,重的是箱子。
三楼东头。
雍茂春在那里等着,喘。他从二楼上来歇了一回,歇完了脸还是红的。箱房的门锁着,一把锁。隔壁一间,门开着,里头一张行军床,一盏灯,别的没有。窗户纸糊过了,昨儿的沙从窗缝里进来,窗台上一层,雍茂春拿袖子擦了一下,擦出一道白。
陶其昌先走到箱房门口。
他看锁。铜的,挂着,锁梁上一层土,土是昨儿的。锁眼里没有土。他看了一息,两息。没伸手。
再走到隔壁。门口站住,往里看。行军床靠东墙,灯搁在床头的地上,煤油的,玻璃罩子擦过。屋里什么味也没有,空屋的味。
“这间。”
“陶老,这屋……”雍茂春喘着说,“站长在公馆那边收拾了一处,有炉子,有——”
“这间。”
雍茂春把后半句咽了。
陶其昌进屋,走到行军床跟前,一只手按在床沿上,往下压了压。床晃了一下,一条腿离地一线,落回去,磕在砖地上,笃的一声。
“短一条腿。”
“我这就叫人换——”
“不换。”
郑百川从西头过来了。军服扣到领口,脸上一朵花。走廊二十几步,他走了十几步就把手伸出来了。
“陶老!一路辛苦,一路辛苦!阿拉叫车去接,车回来讲没接着人。侬走来的?”
“电车。”
“电车!陶老这是——”郑百川的手伸在半道,陶其昌看了他一眼。郑百川把手收回去,搓了搓,“好,好。电车也好。今晚阿拉在森隆摆一席,给陶老接风,站里几个人作陪,就几个人——”
“不吃。”
两个字。走廊上静了一下。
“不吃。”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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