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板搭上塘沽码头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
海船靠的是外档,跳板长,斜着下去,板面上湿的。曼丽头一个下,脚踩在板上,人晃了一晃。她在船上躺了三天,起来还是这一副脚底下有船的样子。
“地是硬的。”他在后头讲。
“硬的也晃。”她把桐油灯的包抱紧一点,一步一步往下挪,“陆行舟,我往后不坐海船了。”
“往后坐火车。”
四口箱从货舱吊下来,一口一口落在码头上。牧顺来守在吊索底下,箱子落一口,他伸手扶一口。落完四口,他数了一遍,回头看陆行舟,伸出四个指头。
陆行舟走过去,蹲下,一口一口看。四枚火漆看过,都在,一枚不动。
码头上等着一个人。呢子中山装,皮帽,帽檐压得低。他走过来,先看箱,后看人。
“陆副处长?天津站的。寇站长在老龙头等您,叫我先接一接。”他讲话快,“塘沽到天津有小火车,货车厢挂在后头,一个钟头。”
“箱子随人。”
“成。货车厢您上,我叫他们搁在您眼皮子底下。”
海船上一路看箱子的那一个,在跳板底下同他错了肩,往码头另一头去了,没有回头。他记了一下那人的背,记住就够了。
小火车开的时候,风从车厢的缝里灌进来。曼丽把脸缩进围巾里,缩了一半又探出来。
“当家的,风里头还是咸的。”
“出了天津就淡了。”
老龙头站的铁棚子锈得掉渣。
车进站,棚顶上的锈随着震动往下落,落在人的帽子上,肩上。柱子上贴着洋行的广告,英文的、日文的、又是英文的,一张摞一张,撕了半张,底下又露出半张。红帽子的脚夫扛着箱笼小跑,卖热切糕的挑子挤在人缝里,一刀一刀切,切一刀报一声价。
拉洋车的在站口排成一溜,车把一齐翘着,一个一个喊着往哪儿去,头一个字拖得长。曼丽听了一句,回头看他。
“他讲什么?”
“问往哪里去。”
“一个字?”
“一个字。”
寇云舫站在站台上,没有往前迎。
五十上下,呢大衣,皮帽,手背在身后。他等车停稳,等人下来,才往前走了三步。三步,正好到陆行舟跟前。
“陆副处长。”
“寇站长。”
“郑站长来过电话,讲行舟老弟走水,叫我接一接。”寇云舫伸出手,握了一下,握得实,“接到了。”
他讲话不高,句子短,末尾都往下沉。眼睛在陆行舟领口上停了一停,两颗星,看清了,挪开。
“箱子几口?”
“四口。”
“成。站里的货栈就在这一头,兵我有。抬到货栈,您歇一天,明早头班车走,我派人送。”
“今夜的车。”陆行舟说,“人随箱走。”
寇云舫看了他一眼。
“夜车十点。”他说,“成。北平那边,雷队长在等您。电话打到我这儿,问的是几号的车。”
四口箱抬进货栈。天津站的兵抬,牧顺来跟着,一口箱走到哪里他走到哪里。货栈是站台东头一间砖房,门口一个天津站的兵,门里一个。箱子落地,陆行舟又蹲下去,一口一口看。抬过一回手,就看一回。
一枚不动。
寇云舫站在他身后,看他看完了,讲了一句:“您这一路,回回看?”
“回回看。”
“成。”
饭是寇云舫请的,河沿上一家馆子,二楼,临窗。
窗外就是海河。河不宽,挤,木船、驳船、挂洋旗的小火轮,桅杆挤在一处,像插了一河的筷子。对岸一片洋楼,尖顶的,圆顶的,带回廊的,红砖,灰石,一栋比一栋气派。曼丽坐下先看窗外,看了半晌。
“这河,比秦淮河宽,比长江窄。”
“海河。”寇云舫说,“往东出大沽口,就是海。您坐船来的,走的就是这一条。”
跑堂上包子,一屉,冒气。跑堂的嘴不停:“三位,包子趁热,凉了皮就塌,塌了可就不是我们家的包子了,是别家的。”
曼丽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汤溅到手背上。她把手背舔了,讲了一句:“这地方的人,嘴倒真俏。”
“卫嘴子。”寇云舫说,“天津人讲话,三句里头两句是逗,一句是真的。您听得出哪一句是真的,就能在天津住。”
“哪一句?”
“报价那一句。”
曼丽笑了。她把包子放下,问跑堂一屉多少。跑堂报了一个数,她把数在心里翻了一遍,翻成南京的米价,脸上不动。
“南京一屉这个价,我要骂人。”她说,“天津不骂。天津的包子里头有汤。”
寇云舫抽的是恒大牌。他递过来一支,陆行舟接了,没点,夹在指头上。
“郑站长讲,行舟老弟是福将。”寇云舫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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