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搁在碟子边上,挑得慢。脑子里那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过:他在渝的东西。不讲老板,讲他。北平那一批。几时走。津浦路。
字是酒桌上的字。纸不是酒桌上的纸。
姓范的随员碰了碰他的胳膊。“陆先生,主桌那位讲的,津浦路怎么了?”
“不晓得。”他说,“我抄字的。”
散席是九点。
唐季礼先走,两位代表跟着,三部车在三山街口等着。二厅那两位第四个走,上校走前头,中山装的走后头,一级一级下楼,皮鞋不响。走到楼梯口,他往末桌看了一眼。
末桌已经空了一半,剩下账房在算酒钱。陆行舟站在墙边,帽子拿在手里,低着头等郑百川。那一眼在他身上停了半息,比看账房长,过去了。
郑百川是末一个下来的。两个人出了同福楼往东走,他走了半条街没讲话。到了巷口,他站住了,讲的是宁波话,声音压得低。
“行舟啊,侬听见了伐?”
“听见了。”
“戢处长。”郑百川讲这三个字,回头看了一眼街口,“从行动处调国防部,如今是二厅的人。他问我几时走,我怎么晓得几时走。席秘书还没讲。”
“是。”
“他问津浦路。”郑百川的声气又低了一层,“徐州以北,兵站、检查站,都是国防部的人。箱子停在半道,要人看着。看着的人,是他的人。”
陆行舟没接。
“侬讲,”郑百川站在巷口,看着他,“这一批,几时走,怎么走?”
“席秘书定。”
郑百川看了他一会儿,笑了,笑得没有声。他拍了一下陆行舟的胳膊,没有讲话,转身叫黄包车。
陆行舟走回门东。夜里的城南凉了,石板上有露水。断,停,看着。三个字连起来,是一条路。
要走,就不走这一条。
天井里桐油灯点着。曼丽坐在灯边织毛线,灰的,织了有两巴掌长了。
“喝了?”
“三杯。”
“三杯就一身酒气。”她把毛线搁在膝盖上,“唐次长去了?”
他看了她一眼。
“方太太讲的。”曼丽又拿起竹针,“颐和路的车下晌就往三山街去了,方太太的窗口看得见。”
“去了。主桌。”
“你坐哪一桌?”
“末桌。”
曼丽哼了一声,织了一行。“末桌好。末桌吃得着,讲不着。”
他在门槛上坐下。她织到第三行,又讲了一句,声气低了些:“北平的事,酒桌上有人问伐?”
“有。”
“你答了?”
“没答。我抄字的。”
“晓得你抄字的。”她把针脚拆了一针,“抄字的也要吃饭,去灶间,我留了半碗糖芋苗。”
桃叶渡的石阶那一夜他去了。第三级的缝,一张纸,两行:北平那一批,二厅问津浦路,问几时走。没有落款。
席之桓叫他,是第二天上午。
正房窗子朝南,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屋里比七月凉。席之桓桌上一张纸,只有一行字,笔迹是他自家的,写得慢。他没让坐。
“昨夜同福楼。”席之桓说,“郑百川讲了。”
“是。”
“他问几时走。”席之桓看着那张纸,“他问津浦路。”
“是。”
“你怎么看?”
陆行舟站着。他把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完才讲。
“津浦路徐州以北,月月有断的。断了,箱子停在半道,要人看着。看着的人,不是本部的人。”他停了一停,“走水。下关上船,两日到上海,上海换海船,三日到塘沽,塘沽换火车,半日到北平。船上只有一条路,人上不来。慢五日,箱子不落地。”
席之桓没讲话。他把那张纸翻过来,纸背面是空的。他拿笔,在背面写了一个字。水。
“写下来。”他说,“路线,日程,船名,换船的码头。一张纸,不要落款。今晚给我。”
“晓得。”
“出这间屋子,这一张纸就没有了。”
“晓得。”
他回研判股,铺纸,蘸墨。写路线,下关,上海,塘沽,北平。写日程,五日。写码头。写完吹干,折成四折,揣进怀里。
押运令是下午到的。
不是电,是纸。席之桓的正房送过来,跑腿的双手捧着,搁在他桌上就走了。纸是本部的公文纸,抬头一行,押运令。底下几行,批次,箱数,起运日,路线。路线那一格写的是一个字,水。
再底下一格,押运官。
后头三个字,是他自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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