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瓜是老太太一早从巷口挑担子上拣的,十二条,青皮,一条一条排在天井的石板上晒。
日头过了墙头才晒得着。八月底的南京,晌午还是热,早晚有风了,风从秦淮河那边过来,带一点水味。老太太坐在正房门槛上,一把短刀,把瓜一剖两半,瓤子刮进一只破碗里,刮得干净。曼丽坐在她对面,也剖。她的刀走得歪,一条瓜剖出来一头大一头小。
“瓤子刮净。”老太太说,“留一点,坛子里就烂。”
“晓得。”
“盐撒一层,瓜码一层。盐不要省。省了盐,瓜是甜的,甜的不能过冬。”
曼丽撒盐。撒得多,老太太看一眼,没拦。石板上那十二条瓜,剖开是二十四片,白的瓤朝上,晒到下晌,皮就皱了。
坛子是六月里腌糖蒜的那一只,蒜早吃完了,坛子洗过,倒扣在井台边晾了三天。老太太拿手在坛子里头摸了一圈,摸完闻一闻手。
“干的。”她说,“湿坛子腌不得,一坛菜全坏。多大事啊,等三天。”
瓜码进去。一层瓜,一层盐,曼丽码,老太太在旁边压。压到坛口差两指,老太太拿一块青石头压上去,石头是河沿捡的,圆的,压过好几年的菜。
“封。”
封坛不用泥。老太太拿一张荷叶,是昨日在河沿买菱角搭的,铺在坛口,荷叶上头再蒙一块粗布,布上一根麻绳,绕三道,扎紧。扎完,坛沿那一圈槽里倒水,水满了,坛盖扣上去。
“水不能干。”老太太说,“干了,气进去,菜就臭。三天看一回。”
曼丽记下了。她把坛子搬到墙根,搬到两盆葱的旁边。葱长高了,叶子有筷子长,她天天掐一根,掐了还长。
“这一坛,过年吃?”
“过年。”老太太看着坛子,“往年腌两坛。一坛自家吃,一坛给春荣。”
“春荣是哪个?”
“儿子。”老太太说,“在北平。”
儿子的信是去年冬里到的。
老太太从正房抽屉里翻出来,一只信封,黄的,角上磨毛了。信封上头一行字是北平的地址,前门外一家南货铺,铺名写在末尾。信是托人写的,字很正,讲的话不像儿子讲的。老太太不识字,信是巷口豆腐坊的老板念给她听的,念过三回。
“春荣民国二十六年走的。”老太太说,“跟同乡去北平学生意。走的时候讲三年回来,仗一打,就没回来。信一年一封,有时候两年一封。”
曼丽把信封翻过来看,又翻回去。“十年了。”
“九年。”老太太说,“过了年才十年。”
曼丽没接。她把信封搁在桌上,去厢房拿了纸笔来。纸是陆行舟桌上的,她抽了两张。笔是钢笔,蘸水的那种。
“我替你写。”
老太太看着她。
“你讲,我写。”曼丽把纸铺平,“写了叫当家的明日拿去邮局。他晓得邮局在哪里。”
老太太讲得慢。她讲一句,看曼丽写一句。曼丽写字不快,一笔一笔,字大,一行只写得下十来个。她写着写着停下来问,这个字怎么讲,老太太讲了,她就照着南京的音写一个上海的字。
信不长。
春荣。娘身子好,牙掉了两颗,吃得下。今年瓜腌了一坛,封起来了,等你回来开。房子租给一家江上来的,先生在衙门做事,太太是上海人,鸭子学会了,汤还咸。你不用寄钱,寄钱不如寄人。
写到这里,老太太不讲了。曼丽等了一会儿,钢笔尖在纸上停着,洇了一点。
“还有?”
“没有了。”老太太说,“讲多了,他要哭。”
曼丽把笔搁下,看了看纸。纸上一大半是白的。她又拿起笔,在末尾添了一行。
替你写信的陆太太,秋里要去北平。到了北平去看你,给你捎一坛。
写完,她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听到“捎一坛”,笑了。
“坛子沉。”
“多大事啊。”曼丽说,“船上我抱着一坛豆瓣走了九天。”
老太太没再笑。她看着曼丽,看了一会儿。
“秋里就走?”
“印还没落。”曼丽说,“落了印才走。”
“落了印,葱怎么办?”
曼丽没答。她把信折成三折,塞进一只新信封里,信封是陆行舟抽屉里的牛皮纸的,她照着旧信封上那一行地址,一个字一个字描。铺名描到最后一个字,笔尖秃了,她换了个方向再描。
陆行舟到家的时候,信封在桌上搁着,两只。
一只牛皮纸的,封了口,上头是曼丽的字,大,歪,往上翘。一只洋纸的,白的,没拆,压在牛皮纸的底下,露一个角。
“下晌邮差送来的。”曼丽在灶间里讲,“我签的字。邮差讲,三条营头一回收上海的信。”
他把上头那一只拿起来看。北平,前门外。
“老太太的儿子。”曼丽说,“我替她写的。明日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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