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是拿网兜吊下井的。
麻绳一头拴在井台的石环上,一头拴着网兜,网兜里一只西瓜,青皮,八斤。曼丽把它往井里放,放一截,探头看一眼。井不深,水面上浮着一层光。瓜到了水面,咚一声,沉了半个,又浮起来,在水里打转。
“三个时辰。”老太太在正房门槛上说,“过了晌午再捞。”
“三个时辰太长。”
“三个时辰是井的规矩。多大事啊,你急,瓜不急。”
曼丽把绳头在石环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死结,在井台上坐下来。石头是热的。天井里十六块青石板,早上九点就烫了,到晌午能烙饼。两盆葱早挪到了东厢檐底下,叶子还是黄了尖。
七月半过了三天,纸灰在墙根还剩一点。那天夫子庙那辆黑车,她回来讲过一回,讲完就不再讲。
“南京这个火炉,”她说,“听讲是一回事,烙在身上是另一回事。”
“今年头一年。”老太太说,“往后一年比一年不当回事。”
晌午的鸭血粉丝,两碗是老太太的,一碗是曼丽自家的。
老太太的汤清得见碗底。她端起曼丽那一碗,先看碗底,看得见。再看鸭血,薄了,不是骨牌。喝了一口,搁下。
“成了一半。”她说,“辣油放早了,汤浑了一半。下回最后放。”
“陆太太到南京三个月,学会了三样。”老太太说,“盐水鸭,鸭血汤,剥蒜。”
“还有骂人。”
“骂人是七成。七成不算学会。”
卖冰的是晌午来的。
三条营窄,担子进来要侧着身。一担两块冰,稻壳盖着,稻壳上头盖麻袋。走一路,滴一路水。卖冰的在巷子里喊,喊得短,两个字,一个是冰。
老太太说,买一角冰,砸碎了搁在瓜上头,瓜不用等三个时辰。
曼丽出去。
卖冰的把担子搁在陆家门口,掀开麻袋一角。冰是长条的,冒白气。
“啥价钿?”她问的是上海话。
卖冰的说一块一角,南京都是这个价。
“一角一块?侬格冰一角一块?”曼丽拿手比划,“我拉上海,冰厂里出来的,一角能买两块。侬格一块,卖冰厂的价钿?”
卖冰的听懂了一角,别的没听懂。
曼丽换了一样。“一角?你就莫开玩笑了嘛。”这一句是川话,尾巴翘起来,“这一块冰,还没得我们朝天门的冰粉大。老板,讲个实价,八分,要得不?”
卖冰的手在麻袋上停住。他回头往巷口看了一眼,像是看后头还有没有人。
“一角。”他说。
“阿拉讲八分。”这一句又换了。宁波话,压着喉咙,“阿拉屋里向当家的是宁波人,宁波人做生意,一分是一分,侬勿要拿阿拉当外路人。八分,成勿成?”
卖冰的把麻袋盖回去了。
他盖麻袋的时候,眼睛看着曼丽。三种话,一个人讲的,一句比一句快。他扁担还在肩上,嘴张着,讲了半个字,没讲下去。
“太太。”他说,“你是哪里人?”
“江上来的。”
卖冰的拿冰凿子往冰上凿,凿下来一块,比一角的大,拿稻壳一裹,递过来。
“九分。”他说,“太太,我一句没听懂。少你一分,你别讲了。”
老太太在门槛里头笑出了声。
曼丽付了九分。卖冰的挑起担子侧着身出巷子,走了三步,回头又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三样话,一样都不是南京的。”老太太说,“九分,值。”
“下回讲南京的。”
“你那句犯嫌,”老太太说,“讲出去人家要涨一分。”
方太太是下午来的。
她后头跟着钟太太,钟太太肩上扛着一卷席子,像扛一根竹竿。
“陆太太,我把钟太太也带来了。”方太太进门先往天井里看,看见井,眼睛亮了一下,“她那一楼三间,进门跟灶膛一样。我们那二楼更不要讲,楼下煎带鱼,楼上蒸人。我讲,陆太太家有井,走。”
竹榻是老太太的,老竹子,磨得发红,一头搁在井台边。方太太一屁股坐上去,坐了一下,又站起来。
“你这榻凉。”
“井边上,凉。”
“不对。”方太太拿手摸竹榻,摸了两把,“这是竹子凉,不是井凉。老竹子才凉。我家那一张是新的,越睡越热。”
钟太太把肩上那卷席子放下来,解绳子。“听说凉不凉要看席子,不看榻。听说苏州的篾席最凉,细篾,跟头发一样。听说我这一张就是苏州的。”
席子摊开在青石板上。篾是细,也黄,有几根断了,断头翘着。钟太太在上头坐下来,嘶了一声,又站起来。青石板从早上烫到下午,席子摊上去,等于摊在锅上。
“井水浇一浇就不烫。”曼丽说。
她打了一桶井水往石板上泼。水咝一声,白气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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