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门上游那间茶馆,门板才卸了一半。
堂倌拿抹布擦桌子,一张一张擦过去,桌面上留一道湿弧。临窗的位子空着。窗子朝江,江上全是船,下水的船一艘挨一艘,桅杆密得像坡上的竹林。喊号子的声音一阵一阵,隔着窗纸,只剩个调子。
茶馆里有一股隔夜的茶叶气,混着煤烟。灶上的水才滚,壶盖跳,堂倌拿块布垫着手去按。这几天坡上人人都在称家当、领船票,肯坐下来吃一盏慢茶的,不多了。
陆行舟拣了临窗的位子坐下。
“沱茶。”
“沱茶回甘慢,先生得等。”堂倌拎着长嘴壶过来,冲了一盏,盖上盖子,“等一炷香。”
他没急。手揣在大衣口袋里。五月了,重庆早上还是凉,雾没散透。口袋里有一小卷纸,卷得细,拿棉线缠了三道。他的手指头隔着布,把那三道线数了一遍。数完,又数了一遍。
这间茶馆,四年里他来过二十来回。头一回是刚到重庆那年冬天,坐的就是这个位子,等一个不认得的人。等到茶凉了,人才来。来的人坐下,头一句讲的也是沱茶。后头的二十来回,来的是同一个人,坐的是对面那把椅子。椅子腿有一条短一截,坐上去往左歪,四年没人修。今天是末一回。
任小楼是从坡下上来的。
蓝布长衫,袖口卷了一道,手里拎着一个麻纸包,细绳扎的十字扣。做派活脱脱一个账房先生。白日里他本也就是义丰纸行管账的。他把纸包搁在桌角,坐下,先看了一眼窗外的船,再看茶盏。
“陆先生也吃沱茶?”
“听人荐,你家这一味,回甘。”
“回甘慢。”任小楼说,“得等。”
堂倌又冲了一盏,搁在他面前。他没揭盖,两手笼回袖子里。椅子往左歪了一下,他跟着歪,歪得很熟。
茶馆里人不多。早上这个时候,吃茶的多半是码头上等活的,坐在门口那几桌,一碗茶吃半天,眼睛望着江。临窗这一片只有他们两个。堂倌擦完桌子,坐到柜台后头,头一点一点。
“船是后天。”陆行舟说。
“晓得。坡上都在讲。”
“东西分两样。一样在嘴里,一样在纸上。嘴里的先讲。”
任小楼点了一下头。头点得很小,像账房先生听人报数。
“太太网这一头,走的走了,散的散了。”陆行舟压着嗓子,一句一句,“留下的有两户,都是留守处的官眷。一户男人管留守处的库,太太嘴碎,听得,不能碰。碰一回,她能讲三个月。另一户男人管收发,太太不打牌,只跟人换东西,罐头换豆瓣,豆瓣换布票。要借力,走这一户,拿东西换,莫拿钱。两户的姓,写在纸上,不念。”
“换东西,谁去换?”
“纸行的学徒。她家要包东西的纸,一个月两刀。学徒送纸,顺手换。”
“记下了。”
“待处理那一张名单,还剩三条命。”他的声音又低一分,“一个转了监,转到江北去了,风声过了能保外,保的路子纸上有。一个卡在督察室复审里,督察室换了人,新人不接旧案,案子压着。压着就是活着,莫去催。催一回,新人就翻一回卷。末一个,姓什么,关在哪儿,只在纸上。这三个,我人走了,你盯。”
“盯。”
“财政那一头。”
任小楼抬了一下眼。
“财政那头的风,我听了四年,听的是公馆里的闲话,不是账。哪家太太先卖金子,哪家先囤米,哪家的汽车换了司机,风就在这些里头。人跟着还都,风也跟着走南京。这一条,重庆没有了。”陆行舟停了一下,“这一条,不交。”
任小楼没问为什么。他把茶盖揭开,撇了撇浮叶,盖回去。盖子碰盏沿,一声很轻的响。
“南京有南京的耳朵。”他说。
“有没有,我不晓得。”陆行舟说,“我只晓得重庆这只,到今天为止。”
“死信箱呢?”
“昨夜清了。空的。”任小楼说,“箱子不废。留着。”
“留给谁?”
“留给下一个。”
“下一个几时来?”
“来了就晓得。”任小楼说,“箱子不认人,认规矩。三天一取,取的人换了,规矩不换。”
窗外船上有人吵起来,吵的是舱位。一个讲“老子是本部的”,一个讲“本部的也要按票”。吵了一阵,没吵出结果,散了。跳板上抬箱子的号子又起来,一声一声,比先前齐。
“纸上的。”陆行舟说。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是空的。他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盏放回去的时候,茶盘底下多了一小卷东西。棉线三道。
“华北各站网的联络法。呼号、时刻、换班的规矩。末一批。”他说,“前头几批走的是死信箱。这一批日子不够。死信箱三天一取,我后天上船。所以当面。”
任小楼看着那茶盘,没伸手。眼睛只在盘沿上停了一停,就挪去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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