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虎到重庆的第九天,把三条鱼食,分别撒进了三口井里。
他没声张。督察室新腾出来的那间屋,门一关,桌上摊着三份卷宗,封皮一模一样,里头的瓤子,一份一个样。
在上海那几年,他也钓过鱼。那会儿他性子急,钓钩甩出去,恨不得当场就有鱼咬。结果鱼没上来,倒把水搅浑了,惊了一整塘。这些年在外头栽的跟头、坐的冷板凳,把他那点急,一寸一寸磨掉了。
他这回学乖了。
三条诱饵,条条都掺着真。全是假的,聪明人一眼就看破;掺上七分真、三分假,才勾人。那三分假,是他埋的记号——每一条的假法都不一样,都只有一个人手上那份,是那么个假法。
哪条假货漏到了对面,对面照着办、或是对面的反应露了那三分假的马脚,他回头一对——这条鱼食是从哪口井里撒的,井里那个人,就是内鬼。
三条诱饵,走的还是三条不相干的道。一条塞在译电科过手的密件里,一条走督察室例行的口头传达,一条搁在军需请领的批条背面。三条道,谁也搭不着谁。这么一来,就算三个人凑到一处对口供,也对不出个所以然——他们各自吃进去的,压根不是一样东西。
三口井,三个人。都是履历上挑不出错、可他雷震虎看着别扭的。头一个,就是那条沪上来的咸鱼。
雷震虎捏着陆行舟那份卷宗,冷笑了一声。
“履历干净。”他把“干净”两个字嚼得很慢,“干净得跟水洗过一样。人哪有不沾灰的,沾了灰还能擦得这么净,那擦的人,就有问题。”
他手底下那个陪着的,小心翼翼递话:“督察,这位……上头挂过号的功臣。”
“功臣。”雷震虎把卷宗往桌上一撂,“军令状我跟他立过。上海滩上,这条鱼从我手里滑过去多少回,回回都说是巧。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巧。”
他站起来,踱到窗前。山城的雾,糊在玻璃上,白蒙蒙一片。
他从前不懂这个理。从前他信自己的眼睛、信自己那双手——看谁不对,就扑上去,撕开来看。撕错了,人得罪光了,鱼还跑了。如今他懂了:会藏的人,你越盯,他越稳;你得让他自己以为没人盯,他才肯露那半个爪子。
“这回不急。”他说,“我不逼他,我喂他。喂他一口咽不下、又吐不出的。他要真是条咸鱼,这口食吃下去,屁事没有。他要不是——”
雷震虎没往下说。他伸出三根指头,一根一根收进掌心,攥成了个拳头。
“三条线,我都盯死了。谁把食送出去,谁就露馅。跑不了。”
这一手,比他在上海时,精细了不知多少。
那口食,第三天上了陆行舟的桌。
来得极自然。方鉴清抱着一摞待归档的密件进来,说督察室新立了规程,这批“阅后即档”的东西,得译电科先核一遍编号。陆行舟接过来,一份一份地过。
过到中间那份,他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
那是一份通报的抄件:查实城内一处电台,代号、落点、下一回收发的时辰,写得清清楚楚,行动队定在三日后去端。字里行间,还牵出这处电台跟一条“地下线”的勾连——那条线上,有个该被“处理”的名字。
搁旁人眼里,这是桩寻常差事。搁陆行舟眼里,这是一块烧红的炭。
他不动声色,把这份也核了编号,搁回原处。
回到自己那间屋,门带上,茶泡上,他才把那几行字,在脑子里重新摊开。
不对。
那处电台的呼号,他见过。就在上个月的收发登记里——那组呼号,早停了,作废了,登记本上销号的那道红杠,是他自己这道流程盖上去的。一个销了号的死台,哪来的“下一回收发的时辰”?
这是头一处硬伤。
第二处,在那个落点的巷子。他把重庆城的图,在脑子里一格一格调出来——那条巷子上个月发过水,塌了半边,整条街的住户都迁空了。空巷子里,架不起电台。
还有第三处,藏得更深。那个“该被处理”的名字,落款配的部别,跟他半个月前经手过的一份调令,对不上。调令上写得明白,这人早调去了别处,档卡都挪了窝。此刻这份通报,却还把他摁在原地。
一份通报,三处对不上的地方。单看一处,能是笔误。三处叠一块,就不是失手,是有人拿笔一处一处特意做出来的。
他心里那根弦,绷起来了。
他又想起,这几日的流转里,另有两份一样封皮的东西,也从他眼前晃过。一份是他替方鉴清取签字时瞥见的,一份是走廊上撞见旁人捧在手里的。当时没在意,这会儿一并调出来对——
三份东西,三个不同的“机密”,各说各的。可三份里头,各自都藏着一处一碰就碎的假。一处是死台,一处是空巷,还有一处,把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番号,硬缝在了一块儿。
三份特制的假货,封皮一样,分头喂给三个人。
陆行舟端起茶缸,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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