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内彰把那张纸看了第三遍。
纸不长,半页,钢笔字,写得干瘦,没有落款。递纸的人是他手底下一个跑腿的军曹,说是黑市那条线上漏出来的,卖情报的人也不知道东西到底从哪儿来,转了几道手,最后搁到了大尉的案头。
堀内没急着信。他做了十几年宪兵,见惯了这种没头没尾的黑帖子,多半是构陷、是泄愤、是拿人当枪使。可这一张不一样。这张纸上写的,是佐藤宽。
“特高课课长佐藤宽,为通敌养女徇私,擅自运作押送,隐瞒案情,涉嫌包庇支那间谍。”
就这几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一句添油加醋的骂。
堀内把纸搁在灯下,手指在“徇私”两个字上敲了敲。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那口憋了两年的气,却慢慢地热了。
南市那桩案子,是他先动的手,功劳记在了佐藤名下。东京来人那回,他当着满屋子人的面,被佐藤不轻不重地驳了脸。他回去摔了茶碗,摔完还得赔笑。那个搞“病理”的书生,说话慢,笑起来一团和气,一层一层往下割你,割到骨头你都不好发作——因为他占着一个“公”字,滴水不漏,你挑不出他半点私来。
现在,有人把佐藤的私,递到他手上了。
堀内把纸折好,锁进抽屉。他没声张,也没上报。这种东西,急了就成了诬告,反倒替佐藤洗白。他懂这个。
他要先坐实。
头一件,是查那桩押送案的底。松本樱子,通敌,毁证顶罪,这是钉死的,特高课自己的卷宗上白纸黑字。可判下来的,不是就地正法,是“押送本土受审”。堀内在宪兵队的档房里翻了三天,翻出运作这条押送线的批文,签字的人,正是佐藤。
一个通敌叛国的支那间谍同党,按律当众处决,佐藤偏要把她活着送回日本。为什么?
堀内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下第一行字:以私废公。
第二件,他去找了当日审案的两个录事,不动声色,只当是例行问话。他问,佐藤课长审那个书店掌柜的案子,前后审了几回,为什么迟迟没定?录事支吾,说课长办案素来慎重。堀内笑笑,不追。可他心里那本账,又添了一行——那条通敌的鱼,特高课明明早该收了,为什么在佐藤手里,一放就是两年?
是慎重,还是……那个养女,一直在里头挡着?
这一行,比头一行更狠。头一行说的是徇私,是私德;这一行戳的,是能力,是立场。一个特高课课长,被一个女人牵着,连一条摆在眼皮底下的支那间谍都下不了手——他还配掌着上海这一摊子谍报吗?
堀内没有把话说这么白。他只是把这两条,慢慢地,串。
第三件,最要紧。他不能自己去告。他一个宪兵队的大尉,去参一个特高课的课长,分量不够,还容易落个争功挟私的话柄。这刀,得借更高的手去递。
军部里,有一位主管谍报考核的大佐,姓黑田,早年在关东军,最信“纪律”二字,最厌佐藤那套慢吞吞、软绵绵的“病理学”。这人前阵子刚从东京下来,正想在上海立一立威。堀内备了一份东西,挑了个傍晚,登门拜会。
他没提那张匿名纸,一个字都没提。他只把押送案的批文抄件,两个录事的话,还有那桩“两年不收的鱼”,摆在黑田面前,末了轻轻一句:卑职不敢妄议课长,只是战时非常,这几处经手,怕是要有个说法,免得东京那边听了风声,问下来我们答不上。
黑田翻着那几张纸,翻得很慢,脸色一层层地变。他抬起头,问了一句:这些,还有谁知道?
堀内垂着眼:只报大佐一人。
黑田没再说话,把那几张纸,收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这一收,就是上报。往上走的这条路,堀内铺得干干净净——他自己隐在后头,只做那个“忧心帝国、不敢隐瞒”的人;真去动佐藤的,是军部,是纪律,是东京那双眼睛。到时候扳倒佐藤的,谁也说不清最初是哪张纸起的头。
书店里,陆行舟在给一位老主顾包书。
牛皮纸裹了两层,草绳打了个十字结,他手上不紧不慢。老主顾走了,铺子里没别人。他坐回柜台后头,端起枸杞茶缸抿了一口,凉的。
宪兵队那边的动静,一丝一缕,顺着白玫那条线,隔上三五天,飘进他耳朵里一点。堀内查了押送案的批文。堀内找了两个录事问话。堀内去军部见了一个人,谈了小半个时辰。
他听着,不动声色,像听别人家的账。
他知道这火烧到了哪一步。徇私,是第一层,戳的是佐藤的脸面。可堀内这样的人,不会只满足于扇佐藤一个耳光——他要的是那把交椅。所以他一定会往下做,把“徇私”做成“失职”,把“失职”做成“立场可疑”,最后做成一句最要命的话:佐藤这个人,是不是早被那条支那间谍渗透了,才处处替他遮掩?
到那一步,佐藤这辈子最看重的那块招牌——冷、公正、以公废私——就成了扎他自己的刀。他修了一辈子的墙,从樱子这道缝里,一寸一寸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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