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在最后一个背影后头合上,屋里就剩了两个人。
佐藤宽没起身。他坐在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后头,像坐了半辈子那样坐着,手边一盏台灯,一只烟灰缸,一份摊开的、墨迹还没干透的口供。口供末尾那个签押,是樱子亲手画的。当着满屋子人的面,一笔一画,认了。
认了通敌。认了替那个书商传递、销毁。认了背叛帝国。
她此刻就站在台子对面,隔着三步,一身月白,和早上被带进来时一样。头发梳得齐整,手垂在身侧,眼睛平平地落在地板上某一处,不看他,也不躲他。她不哭,不辩,不跪。她像一个把该做的都做完了的人,静静站着,等他把最后那一道领给她。
佐藤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头有一样东西,慢慢裂开了。
他这辈子,办过的案子不下千百。他见过各式各样的认罪——磕头如捣蒜的,一口咬死不松的,被撬开嘴以后瘫成一摊泥的。他不信人,他信程序,信证据,信一套摁下去谁也翻不了身的规矩。这套规矩是他的手艺,也是他的骨头。上海滩上,日本人怕他,中国人更怕他,怕的就是这个佐藤宽办事,不徇一丝一毫的私。他的公正是出了名的冷,冷得没有一条缝。
现在,这条缝,站在他对面。
他手里是有法子的。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有多少法子。那份口供,可以说成是屈打成招,可以说这姑娘神志不清、受了那书商的蛊惑;那个签押,纸是他的人管着的,笔是他的人递的,要它改成另一个样子,也不算难事。往大里说,他甚至能把这桩事从根上抹平——一个课长,要保一个人,办法多得很。把罪名做小,做成“交往不慎”“失于觉察”,关几个月,风头过了,人还能囫囵着走出去。再不然,寻个由头把她远远弄走,弄到一个没人认得的地方,改名换姓,重头做人。
只要他肯违一次心。
可他一动这念头,另一样东西就横在跟前。
他若把这案子压下去,就等于当着已经看过口供的那满屋子人的面,认下佐藤宽办事,也有徇私的一天。认下他佐藤宽的养女,为了一个卖旧书的支那间谍,背叛了帝国——而他,这个亲手替帝国磨了半辈子刀的人,要回过头来,替她把这桩背叛遮起来。他这半辈子踩着多少人的血立起来的那点公正,那点让整条虹口都发怵的冷,会从这条缝里,一寸一寸地漏光。到那时候,他还是不是佐藤宽?
更要命的是第三样。
樱子毁的那份证据,救的那个人。
他追那条鱼,追了两年多。虹口那间破书店,那个见风使舵、一见东洋人就哈腰的落魄书商,他查过、盯过、试过,试到最后,试出来的,都是一具干净得过分的空壳。他心里那点疑,始终落不了地。可今天,樱子这一认,替他把那点疑钉死了。
一个人肯拿自己的命去毁一份证据、护一个书商,那书商是什么,还用问么。
樱子这一认,恰恰把那条鱼,替他“认”了出来。
佐藤盯着台灯底下那圈光,头一回觉得那点亮,烫手。他只消顺着这条线再查下去——查那书商,查那间铺子,查这两年从樱子手里过的每一份电文——他两年多没抓着的那条鱼,说不准就在这一查里,浮出水面。
可他不敢查了。
因为这条线的那一头,拴着的,是他女儿的命。查到底,是把樱子往死路上再推一程;查到底,是他亲手替这桩通敌案,坐实最后一根钉子。他这辈子什么都敢查,就这一回,他把追了两年的鱼,连同那口就要浮上来的水,一起,摁回了深处。
法在这一头,情在那一头。他佐藤宽,头一回,站在自己那杆秤的正当中,两头都往下坠,坠得他这具坐了半辈子冷板凳的身子,几乎撑不住。
屋里静得能听见台灯里那点电流的嗡响。
“坐。”他说。
樱子没动。她连眼皮都没抬,仿佛这个字不是对她说的。她站着,站得很稳,稳得像早在昨夜就把自己站成了一件要交出去的东西。
他也没再让第二遍。父女俩就这么隔着三步,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谁也不开口。这种静,比审讯室里任何一场对撬都难熬——他审了一辈子人,头一回,审不动对面这个。
他就那么看着她。看着看着,眼前这张脸往回退,退回好些年前。退回横滨那场大火之后——他那位过命的兄弟,把一个不到他膝盖高的小女孩的手,塞进他掌心里,只来得及说一句“拜托了”,就咽了气。他应了。他把这孩子带回家,教她穿和服,教她握笔,教她读汉诗。她学得比谁都快,一部《漱玉词》,念得比他还顺。他记得她小时候趴在他膝头,一句一句跟他念头一首俳句,念得磕磕绊绊,念完了仰起脸问他,那只小雀,后来躲开了没有。
他那时候说,躲开了。
他这半辈子,替帝国做过的事,桩桩都见不得光。他签过的处决令,够铺满一条街;他亲手送进牢里、送上刑场的人,早数不清了。他从不做梦,也不怕鬼。他只在一样东西跟前软过——就是眼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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