殁,石灰封棺。单子上的章是真章,两根小黄鱼从防疫所文书手里换来的。
伍长盯着棺缝的漆封,犹豫。就这一口气的工夫,棺材里闷闷地——哼了一声。
架人的交通员脊梁一下僵住。收过烟的伪警班长几步抢上来,照着吹鼓手就骂:“吹啊!死人还怕吵伐?!”唢呐锣鼓轰一声齐响,孝子们嚎啕大放,哭声浪头一样盖过去。
伍长叫“霍乱”两个字撵着,退开两步,挥手放行。
“棺前有动静,响器齐鸣”——这一句,是打点那天就排进戏里的。
第五天,晴,远足。
教会学校一杆小旗,十几个孩子,四个“教员”。打头的是谢仲文——他的照片挂在沿线每个口子上,一部美髯,目光如炬。
如今美髯剃了,鬓角推青,脸叫日头晒得黢黑,十天粗活把一双写文章的手泡成了老树皮。陆行舟捎过话:胡子剃得掉,眼神剃不掉,您这几天,把书都忘了。
剃须那天,谢仲文对着镜子坐了半晌,末了自家笑一声:“剃了也好,轻省。”转头把一箱手稿托给了带不走它的人。
日兵举着照片,对一眼,再对一眼。谢仲文垂着眼皮,佝着背,一脸受惯了呵斥的木然。
照片将要放下,那日兵嘴里冷不丁蹦出一句日语,又急又短,叫的正是“谢先生”。
谢仲文留过东洋,这句话他听得真真切切。耳根一热,脖子里的筋跳了一跳——到底没抬头。他茫然转向带路的真教员,眼里全是听不懂的怯。
这一下“听不懂”,是小邓在弄堂里拿日语喊了他整三天喊出来的。
日兵收了照片,挥手。小旗子晃晃悠悠过了卡子,孩子的歌声飘在马路上。
当夜,书店后间,疏影在纸上划掉十三个名字,铅笔尖停了停:“还有二十四个。”
“三组都是有惊无险。”她抬眼,“险处呢?”
“都记下了。”陆行舟说,“闸北那个曹长会查手,报给夜莺,那个口子往后绕开;霍乱不能再用第二回,防疫所的真章,用一次少一次;远足的孩子不能再借——同一批孩子在两个卡子露面,就是破绽。”
一场惊险不吓人,吓人的是把惊险当运气。运气记不进账,教训记得进。
“明早走第四组。”他说,“吴淞,水路。”
九条线里数这条最硬——军工路的日军直辖检问所,绕不开,打点不进,全指着带路人裘阿桂。鱼行跑水路的老贩子,哪条汊子几时涨潮、哪个哨位几点打盹、检问所验单子的规矩,全在他一个人肚子里。
后半夜落了雨。自家灶披间的后窗被叩了三下,轻,急。小邓浑身水淋淋,嘴唇是白的:“裘阿桂没来对灯。三个点,一个都没来。”
陆行舟脑子里那张图上,吴淞的一条线连着它的每一步,此刻全装在一个不知去向的人脑袋里——天一亮,第四组的五个人,就要按点集到码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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