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一早,弄堂口的烟纸店门前多了个生面孔,蹲在那儿修一辆没坏的自行车。
陆行舟拎着旧公文包从他身边走过,眼皮都没抬。
这条尾巴,是他自己来的。三天前,他在家里跟曼丽念叨了一句:这个月的薪水,礼拜四得去虹口领,唉,又得过桥。这话他只说了这一遍,只说给曼丽一个人听。第二天,井台边的米价情报站照常开张,曼丽跟太太们数落丈夫没出息,顺嘴把这句带了出去。对面那位日本太太当时正帮着择豆芽,择得很专心。
今天礼拜四,尾巴到岗了。
链条对上了:他的嘴,曼丽的嘴,太太团,对面二楼,虹口。中间没有第二条路。
再加上这半个月攒下的零碎账——对面那位商社职员天天赶八点的电车去洋行上班,皮鞋却总是干净的,落雨天都干净;订的是两份同一家的日文报;二楼窗帘永远留一指宽的缝,不多不少。账,平了。
对面,是钉子。坐实了。
搁在旁人身上,这时候该出汗了。军统留守组的代组长,家门口蹲了颗日本钉子,窗对窗,抬头不见低头见。可陆行舟蹲在灶披间里刷牙,越刷越觉得这事有意思:人家费这么大劲,搬家、租房、装商社职员,图的就是看他。这么捧场的观众,上海滩打着灯笼都难找。
轰走,可惜了。
当天傍晚,他换了三趟电车,在老周的茶馆后柜坐了一刻钟。
老周问。
不拔。陆行舟给茶缸续上水,这颗钉子笨。笨钉子是好钉子。拔了,日本人会补一颗聪明的来,藏得更深,我还得从头摸,摸不摸得着两说。
那怎么办?
他说,眼睛既然长在我窗户对面,看什么,就得由我说了算。往后我想让日本人信什么,不必动电台,在窗户底下演一遍就行。免费,还包送到特高课案头。
老周擦杯子的手停了停:演砸了呢?
演砸了,无非是让人看出我在演。他把缸盖扣上,可一个小书记员,当着日本人的面装胆小,这本身就很胆小,戏里戏外是一个人。这出戏,砸不了。
老周把擦好的杯子倒扣过来,一只一只码齐了,才说:记着,喂食的人,手不能伸得太近。
晓得。陆行舟起身告辞,再说了,装没出息这一行,我是科班出身。
打第二天起,对面那双眼睛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人。
早上七点四十出门,分钟不差——胆小的人不敢迟到。拎一只掉了皮的旧包,包里一只饭盒、一把算盘、半包仙鹤牌,顶多再压一本《尺牍大全》。查一百遍,也查不出第一百零一样东西。
走路贴墙根,肩膀缩着。老远望见巡捕,先把烟掐了;过日本兵的岗哨,鞠躬比谁都快,快得谄媚,谄媚得毫无记忆点。
下雨天绕路。绕开的永远是最短的那条街,理由现成——那条街有宪兵卡子,胆小的人宁可多走一里地。至于留声机行在哪个方向,他半年没朝那边看过一眼。
每月初五,弄堂口有个卖草药的老头挑担路过。他鬼鬼祟祟凑上去,东张西望,买一小包东西揣进怀里,快步回家。对面二楼的窗帘为这事至少动过三回。哪天真有人肯下力气顺着老头一路查到底,查出来的是二两宁夏枸杞,一手钱一手货,童叟无欺。
连步子他都排过。走到弄堂口第几步回一次头——回头这个动作最要紧。回得太熟练,是特务;回得笨手笨脚、回完还险些撞上电线杆,才是个怕老婆又怕死的小书记员。
回家那一段更要紧。几点亮灯,几点熄灯,饭桌上拌几句嘴,全有章程。他甚至给两口子的架都拟过题目:初一吵栗子涨价,十五吵他麻将输掉的两块钱——都是隔着一条弄堂就能听全乎、听完只会摇头一笑的题目。声音要大,内容要小,这是吵给外人听的架的头一条纪律。
一天两场,风雨无阻。观众只有一位,可这一位身后,坐着整个特高课。
喂过去的不光是人设。留守组穷得快当裤子——他拎着包袱进了两回当铺,当的是曼丽早不戴的一只铜镯子;当完了站在当铺门口数钱,数得很慢,好让对面派来的眼睛把票面看清楚。军统留守人员经费枯竭、士气涣散这句话,不出三天,就会躺进某一份报告里,盖着的戳。
米价情报站也调了个头。从前是太太们往里送消息,如今多了一道往外流的口子——他挑好的话,借曼丽的嘴放出去。曼丽哪天抱怨一句我们家那位又要加夜班,抄什么劳什子船期,抄到眼睛都花了,不出一礼拜,吴淞口外就会多几艘日本人的巡逻艇,围着几条空船转悠。她自己浑然不觉,抱怨得字字血泪,比任何一个受过训的交通员都松弛。
有一回落雨,他察觉身后缀了人,索性领着这条尾巴在河南路一带逛了三条顶无聊的街:绸布庄看料子没买,旧书摊还价没成,末了钻进邮局,给宁波乡下一个查无此人的远房娘舅汇了两块钱。尾巴的鞋全湿透了。他心里挺过意不去——下回挑个晴天。
这出戏里,唯一没拿过剧本的,是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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