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做工作,把困难解决了,大家就签了。具体谁来做的,他不用写。只写后来县里重视了这个事,派人来了解情况,很快就解决了。”
“你的意思是,让李树堂把事情往‘领导重视’那个方向靠?”
“对。”
“成。”
“孙支书,你跟李树堂说的时候,别提我的名字。”
“我知道。”
孙有田说,“不提。”
“写好了拍照发我微信就行。”
“好。明天上午能给你。”
“谢谢孙支书。”
“这事我能帮上忙,说明你在县里做的那些事没白做。”
孙有田顿了一下,“你自己小心。”
“嗯。”
电话挂了。
王笑野把烟按灭。
他又坐了一会儿,想了想措辞。
两份情况说明。
孙有田那份是从村干部的角度写的。
他是石桥村支书,跟河湾村挨着,情况他了解。
他写出来的东西,带着基层干部的那种朴实和实际。
群众为什么有意见,问题出在哪,后来怎么解决的。
李树堂那份是从村民代表的角度写的。
他是河湾村的老会计,威信高,说话有分量。
他写出来的东西,是“被征地群众”的声音。
我们不是不配合,是确实有困难,后来政府重视了,解决了,我们很感谢。
两份东西放在一起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城郊连接线为什么拖了一年?
因为前期政策解释不到位,基层工作没做细。
后来怎么动起来的?
县里主要领导过问了,协调解决了。
一个月之内六户全签。
这个叙事版本里,没有“刘涛协调不力”。
有的是“前期基层执行有问题,但领导层介入后迅速解决”。
一年的空白期不再是刘涛的减分项。
反而变成了一个加分项。遇到困难不回避,领导亲自上手,解决得快。
孙国栋翻的那张牌,就这么被反过来了。
第二天上午。
王笑野九点到公司。
手机上已经有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孙有田发来的。
一张A4纸,手写的。
开头写着:“关于城郊连接线河湾村段征地情况的说明”。
写了河湾村那几户为什么一开始不签。主要是附属物认定标准不清楚,鱼塘边界和树木胸径的丈量没有让群众参与,群众觉得不公平。
交通局派人来过,但来的人只念政策,不听意见,群众更不愿意签了。
后来县里分管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专门安排人重新上门做解释工作,把标准摊开来讲,把群众的合理诉求纳入补充方案。
前后不到一个月,六户全部签了。
最后一句:“群众的事,不是做不通,是之前没做对。后来做对了,事情就顺了。”
没有署名。
落款只写了“石桥村村委会”。
第二张是李树堂发来的。
也是手写,纸是那种带横线的信纸,字写得比孙有田好看些。
开头写着:“我作为河湾村居民,就征迁工作说几句话”。
写的是自己家那块地,本来也要征,开始也犹豫。
不是不想配合国家建设,是怕吃亏。
后来县里来了人,很认真地讲了政策,还帮着核实了附属物的数量和面积,跟之前那帮只念文件的不一样。
觉得公平了,也就签了。
其他几户也差不多,都是这么个过程。
最后写了一句:“修路是好事。但好事要做好,得让老百姓明白。”
也没有署名。
只在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河湾村居民反映”。
王笑野把两张照片看了两遍。
措辞朴实。
没有花活。
就是老百姓说的大白话。
越是大白话,越有说服力。
你拿一份官样文章去,考察组看一眼就知道是谁安排的。
你拿这种东西去,潦草的信纸,歪歪扭扭的字,老百姓口吻。
这像是真的群众反馈。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送到考察组手里。
不能太刻意。
不能王笑野自己去送。
也不能让刘涛的人去送。
那就变成“被考察对象在操纵考察过程”了。
得找一个合理的渠道。
王笑野想了一阵。
然后他打了个电话。
不是打给孙有田。
不是打给刘涛。
不是打给刘浩。
是打给了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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