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祁书记,你刚才说的话,我想了一会儿。”
“怎么说?”
“你说一线行动,最忌讳生手指挥。
我在滇越干了十年,见过不少新到任的领导。
大部分人都想尽快抓事、尽快出成绩、尽快证明自己,不太会考虑‘我是否了解现场’这个问题。”
周洪涛把茶杯放下,语气更加郑重了一些。
“你刚才讲的,我在滇越干了十年,是第一次从新到任的领导嘴里听到。
我向你保证,在你熟悉情况之前,我会全力配合好你的工作,确保政法委的运转不掉链子。”
“那就辛苦了。”
“分内的事。”
祁同伟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来,对周洪涛说了一句。
“洪涛同志,以后可能几个月乃至半年,我都要靠你配合和提醒。”
“请祁书记放心,我一定对同志们的生命负责。”
凌晨五点,周洪涛打来内线电话,祁同伟立刻从迷糊中清醒。
“祁书记,人找到了。
凌晨四点,巡逻队在界河以西八公里处发现了一组脚印和遗落的物资。
沿着痕迹追踪,在密林里找到了接货方,连同已经藏匿的货物一并截获。
整个行动没有出现意外。”
祁同伟听完,在电话里问的第一句就是。
“同志们怎么样?”
“都平安。”
“那就好,辛苦了。
接下来,由相关同志负责,你也回去休息吧。”
挂断电话,祁同伟没有急着离开,在办公桌旁坐了一会儿,把过去几天,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几天的节奏,在他脑子里依次回放了一遍。
他想起高育良在汉东,说的那些话。
“你先稳下来。
那里的人事格局、工作节奏、地方传统,你要花时间看明白,想清楚,再去判断。”
当时他坐在高育良客厅的沙发上,听着这句话,点头说“记住了”。
但“记住”和“理解”之间,隔着一层需要亲身经历才能抵达的距离。
直到刚才那通电话之前,他对自己这几天的工作方式是否正确,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把握。
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在做事。
而判断的依据,是多年公安厅厅长以及禁毒局局长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在滇越的实践经验。
“你现在这个年纪,做到副部级,已经不算慢了。
先把你手里的事做好。”
高育良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相当平缓,但祁同伟现在回想起来,那番话的指向比当时在客厅里听的更具体。
政法委书记的工作,与他在汉东熟悉的任何职务都不一样。
公安厅长执行层面的工作,以案件为中心;政法委书记协调层面的工作,以各系统之间的衔接为中心。
“你到滇越的第一年,不要冒进。
先观察判断,不要让下面的干部觉得你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
他在汉东时,确实有过“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
结果他等了很久,最终去了公安部禁毒局。
离开汉东之后他反而看清楚了。
有些位置的空缺,不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人,而是因为组织在确认“这个人来了之后,会不会改变局面”。
刚到滇越的这几天,他一直保持观察者的姿态。
没有急于证明什么,更没有急于展示自己“做过禁毒、懂边境、能干出成绩”的那一面。
他只是安静地看,看政法委各条线是怎么衔接的,看协调机制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是否通畅,看周洪涛在主持大局时的节奏。
在观察中,他逐步确认了政法委在滇越的职能定位。
不是指挥具体行动,而是确保各条线的衔接能在同一框架内完成。
第一阶段的协作已经完成,也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照。
祁同伟然后拿起手机,给周洪涛发了一条消息。
“洪涛同志,今晚辛苦了。
各单位的同志们,也辛苦了。
两天后,政法委开个简短总结会。
你安排具体时间,主持一下,把整个协调过程梳理一下,形成一份简要的工作记录。”
不要擅自打乱现有节奏,不要因为个人经验而干扰协调框架,不要在没有充分观察前急于做出调整。
“前几个月的工作方式,就这样。”
祁同伟在心里,对自己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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