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压力。
他查过数据:滇越省的毒品缴获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边境线漫长,与境外毒源地直接接壤。
公安系统在干,边防在干,海关在干,但各管一段、衔接不太畅。
这是孟部长在谈话中,提到的那个问题:各个环节之间的信息衔接和力量整合,还不够充分。
但祁同伟在禁毒局的时候,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公安部把他放在滇越省,不会只是让他“做好一个禁毒政法委书记的工作”。
再次在脑子里,把“政法委书记”和“分管禁毒的副省长”做了区别:
分管禁毒的副省长,工作范围只限于禁毒业务。
政法委书记则要协调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安五条线,禁毒只是其中一条线。
而滇越省的禁毒工作,天然涉及边防、海关、检察、司法等多个环节。
如果他能在政法委书记的岗位上,通过监督协调手段,把这些环节连成一体。
那么他的工作成果就不只是“破了多少案子”,而是“建立了什么样的协作机制”。
“以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在滇越省从监督协调层面,推动禁毒力量整合。”
孟部长在谈话中用了“整合”这个词,而不是“协调”或“配合”。
祁同伟意识到:公安部的期待不止是禁毒协调,而是边境综合治理。
滇越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只是一个禁毒前线,更是边境安全的前沿。
毒品、走私、跨境犯罪、人员偷渡,这些问题的交汇点,就在边境线上。
一个能良好协调禁毒工作的政法委书记,自然也能协调打击边境犯罪的其他领域。
这比单纯的禁毒协调更广、更深远,也更能形成持续的工作体系。
如果他在滇越省能够打通这几条线的衔接,让政法委的监督协调功能,在边境治理中,形成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那么他积累的就不只是禁毒领域的经验,而是边境综合治理的经验。
这是公安部对他的更高一层期待,也是他后续工作中可以持续产出的亮点。
祁同伟接着,又想到了高育良。
高老师在汉东担任政法委书记的时候,是以“梁老书记的接班人”身份接手的。
梁群峰在汉东政法系统打下了几十年的根基,高老师接手后,在自己岳父梁群峰的基础上,继续运转了十年。
那条线是连续的、稳定的、可预期的。
他祁同伟在高老师协调下,工作多年,且与高老师关系亲近,对这套运转方式非常熟悉。
他知道政法委书记,应该怎么当。
知道什么时候该介入、什么时候该放手、什么时候该给下面留空间、什么时候该把各系统的人拉到一起坐下来谈。
所以他其实不需要,重新学习“政法委书记应该怎么当”。
他只需要把他在汉东观察了近十年的那套逻辑,迁移到滇越省的工作环境里。
然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调整,就基本能够形成自己的运作框架。
他对政法委书记这个职务的理解,比大多数初次接触这个岗位的人要深。
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安来说,政法委书记的存在不是为了统一指挥。
是为了确保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和问题解决,能够在制度性的框架内运转。
这套逻辑对他祁同伟来说,也并不陌生。
他在汉东推动跨区域禁毒协作机制时,用的就是相同的方法。
先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再明确各方的职责边界,最后在出现问题时通过联席会议协商解决。
现在到了滇越省,他面对的是公安、边防、海关、检察、司法等多个部门,以及一个漫长的边境线。
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方法可以平移。
祁同伟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
高老师即将退休,自己即将就任滇越省政法委书记。
两个政法委书记,两段不重叠的任期,两个不同的省份。
高老师在汉东政法系统的影响力,随着他的退休会逐步淡化;而他祁同伟在滇越省的工作,将从头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法网络。
这算不上接替,只是时间上、职务名称上恰好重叠了一下。
他到底在汉东没有接上高老师的班,在滇越省也没有接任何人的班。
他的政法委书记身份,将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自己的位置。
高老师在汉东接的是梁老书记的班,自己如果接高老师的班,政治感官上确实不那么合适。
汉东政法系统这条线,从老岳父梁老书记到高老师,算是两代。
如果自己再从高老师手里接过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三代传承。
在干部使用的公开语境中,一个位置连续三代由同一系干部担任,在政治感官上确实不够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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