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拒绝呢?
如果不接这个差事,岗位设置论证已经启动,岗位本身已被证明是必要的,即使自己拒绝,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来填补。
其他够资格的人,大多会避开这个位置。
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与海外组织保持持续联系后,在国内职务安排上会受到相应的评估。
赵立春自己已经以“利益关联”为由,表明不能担任此职。
而其他够资格的人,即便为了自己的家人,也会避开这一个敏感的地带,以各种方式让自己不被纳入考量范围。
到那时候,即使自己拒绝,其他人也会以“组织需要”为名,重新把推荐推向自己。
一次拒绝可以,如果两次、三次拒绝,性质就变了。
组织会觉得你“不愿意服从安排”。
这种记录一旦形成,影响可能比接受推荐更深远。
钟正国坐在书桌前,已经坐了半个多小时,但还是没有开灯。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窗帘上,轮廓模糊而稳定。
他抬头看着那片树影,忽然安静下来。
抵抗和回避的路径,他已经逐条确认过了,没有一条是完整的。
他可以选择拒绝,但他面对的将是一个已经在程序上得到确认的安排,以及一个已经以民间身份在场、等待他“配合”的人。
那么如果不继续抵抗,而是把这片被限制的领域,当作一个可以重新定义的空间呢?
这个岗位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被安排在哪个系统,而是取决于任职者如何理解和填充它的内容。
海外华侨组织联络工作,表面上看是一个对外窗口。
但如果把它重新定义为“面向海外华人的统一宣传统战工作”,它的工作范围就不再只是“联系”,而是“沟通”。
如果他能在这个岗位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对话机制。
把华侨组织从“外部力量”转化为“外部话语通道”。
那么他手里拿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联络岗位,而是一套能够同时影响海外舆论和国内部分决策的信息渠道。
而且自己这边将力量收缩到外事领域,未必不是好事。
现在大多数人规避这事,而自己一旦做成了,就是钟家的一个地盘不是吗?
这个岗位虽然处于体制的边缘,但它正好在地理上与部分关键信息接壤。
海外华侨组织的反馈,有时比官方渠道获取的信息更早到达。
如果他钟正国能够通过这个岗位,建立起对海外华人信息的持续获取能力。
那么他在国内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参考价值,可能不会因为岗位的“边缘定位”而被削弱。
赵立春把他推到那里,是想把他关在一个无法对外辐射的位置上。
但那个位置本身,恰好对着一条他未曾预料到的通道。
想明白这件事后,钟正国重新看了一眼那封信函,然后伸手拿起来,撕开封口,抽出内页。
逐行看完后,把信函折好放回信封,搁在桌面右上角,和那份会议纪要放在一起。
拿起桌上那部座机,拨通了全国协商会秘书长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接起来,钟正国没有寒暄。
“关于赵立春同志报告中,提到的华侨组织联络人岗位,我同意参与任职人选的评估程序。”
电话那头安静了不到一秒,然后传来秘书长的声音。
“钟正国同志,组织上会按程序推进岗位设置论证工作。”
“好。后续程序,我会按组织要求配合。”
挂断电话后,钟正国把听筒放回座机上。
他不再考虑如何绕开这条被锁定的路径。
而是考虑如何在那条路径上,走成自己的方向。
赵立春想把他钟正国关在了一个笼子里,他钟正国就在笼子里建一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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