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一字一句地写下了自己的方案。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又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把信纸折好,交给秘书。
“发给苏联。”老石说。
秘书接过信纸,低头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到老石那双熬了一夜却依然明亮的眼睛,又把话咽了回去,转身跑了出去。
克里姆林宫很快收到了延安的电报。
电报中,延安表示,要用手上的日军两个中将、三个少将、大佐、中佐、少佐等佐级军官一共四十人,换取苏联的武器援助。
这要是平时,克里姆林宫肯定不以为然,但是现在不一样,苏联正在与日本秘密接触,想要和日本签署互不侵犯协议。
谈判桌上,筹码就是命。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四十个俘虏,就是四十颗筹码。
这四十个日本俘虏如果到了苏联手里,苏联在和日本的谈判桌上,腰杆子能硬三分。
他可以拍着桌子对日本代表说:“你们的一个师团长、一个旅团长、几十个佐级军官都在我手里,你们看着办吧。”
日本代表还能说什么?只能低头,只能让步,只能在谈判书上签字。
克里姆林宫很快给了延安回复:同意。用武器交换日军将佐军官,这个提议,我们原则上接受。具体换多少、换什么,再谈。
延安方面收到回信后,立刻开出了价格。
清单上的数字,看得人眼皮直跳:二百辆T-26轻型坦克,一百五十辆BT-7快速坦克,以及这些坦克十个基数的弹药、燃油和配套维修零件。
二百加一百五,三百五十辆坦克,足以装备一个正儿八经的装甲师。
克里姆林宫收到这份清单后,连连摇头——不是摇头说不,是摇头叹气。
双方随之开始讨价还价。
谈判持续了三四天,双方你来我往,电报在莫斯科和延安之间飞来飞去,每一条都措辞谨慎,每一句都字斟句酌。
延安这边每退一步,都要苏联在另一个方面补一步;苏联那边每让一分,都要延安在俘虏交接的方式上配合一分。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交换意见,最终确定了具体的交换数量。
苏联同意提供一百三十辆T-26轻型坦克,八十辆BT-7快速坦克,以及六个基数的弹药、燃油和配套维修零件。
谈判成功后,双方约定苏联通过铁路,将坦克、弹药、燃油运到蒙古国边境,延安方面派人在边境接收。
约定好了后,苏联开始准备起来,而老石等人却开始发愁了。
苏联约定的蒙古国边境在最南部,也是距离延安最近的边境,但要过去,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走察哈尔西部,那里是驻蒙军的地盘,现在多田骏更是在那里搞坚壁清野。
另一条路走河套,那里是马家军和傅系晋绥军的活动区域。
无论是马家军还是傅系晋绥军,虽说以八路军的实力不怂他们,但他们实力也不差,且熟悉地形,而且现在是合作期间,他们属于合作方,要是跟他们打起来,肯定会被扣上破坏内部和平的帽子。
不过,什么事情都难不倒老石,他很快想到了办法。
1941年2月15日,春节前夕,曹征收到了延安发来的密报,得知老石给他搞定了坦克装甲问题以及怎么接受装备的解决办法。
曹征一边惊叹老石的智慧,一边年都不过了,带领抗日特种部队学院全系部队乔装西进。
注意,是乔装西进。
除了暗箭特种部队,其余战士全部将迷彩军服换上普通棉服,摘掉了全部可以象征军人的一切标识。
二月十七日,春节。
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团圆饭。
抗日特种部队学院的队伍在这一天渡过了黄河。
冰封的河面上,卡车和战车的履带碾过厚厚的冰层,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像春雷在冰层下滚动。
黄河两岸的百姓站在远处看着这支沉默的队伍,以为是国民党军在调防,没有人多想,没有人多问。
二月十九日,队伍进入河套地区。
河套的天比晋西北蓝,河套的地比晋西北平,河套的风比晋西北硬,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冻得发白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那么与世无争。
但这支部队的到来,将像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巨浪。
二月二十一日。宁夏。银川。
马鸿逵坐在第17集团军司令部里,手里端着一杯热茶,面前的桌上摆着刚送来的情报。
情报上说,有一支不明武装正在河套地区活动,兵力不详,番号不详,装备不详,但据目测,这支部队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有大量卡车和战车。
马鸿逵皱了皱眉,把情报往桌上一扔,端起茶杯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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