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集宁城外的公路上,把军帽摔在地上,朝着天空怒吼:“这是打仗吗!这是打仗吗!我们不是军人,我们是牛!是畜生!是被人用绳子牵着鼻子的牛!”
带队的少佐面色铁青地看着他。
少佐没有骂他,没有打他,甚至没有接他的话。
沉默了几秒钟后,少佐从腰间抽出南部手枪,对准少尉的胸口,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寒风中散去,少尉的身体直挺挺地倒在了雪地里,血从胸口涌出来,把白雪染成了触目惊心的红色。
少佐收起手枪,面无表情地说了两个字:“行军。”
尸体被丢在路边的沟里,队伍继续前进。
一月十六日晚上,驻扎在大同的第36师团某个中队营地发生了一件让舞传男中将脸色煞白的事——营啸。
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原因,这个中队的营地在深夜突然炸了锅。
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像疯了一样冲出营房,有的人拿着步枪朝黑暗中乱射,有的人端起刺刀朝身边的同袍捅去,有的人跪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有的人蜷缩在角落里抱着头瑟瑟发抖。
军官们试图制止,但根本压不住。
副中队长在制止暴乱的时候被自己的士兵一刺刀捅穿了肚子,肠子流了一地。
中队长躲在办公室里,锁上门,用桌子抵住门板,浑身哆嗦着拨通了师团司令部的电话。
舞传男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睡觉。
他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披着军大衣就冲到了作战室。
电话那头传来的枪声、喊叫声、惨叫声让他头皮发麻。
他当了三十多年兵,打过日俄战争,打过世界大战,见过尸山血海,见过修罗地狱,但从来没有见过一支皇军部队在自己营地里炸了锅。
“杀!”舞传男咬着牙,攥着电话听筒的手在发抖,指节泛白。
他不是在喊人镇压,他是在命令手下把那个营地的所有人,无论疯了的还是没疯的,无论闹事的还是没闹事的,全部镇杀。
枪声响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那个中队的营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尸房。
一百八十多具尸体被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操场上,白布盖着,血水从布下渗出来,在雪地上汇成了一条条暗红色的小溪。
舞传男站在操场上,白布上的血迹刺痛着他的眼睛,他缓缓地摘下军帽,朝那些死者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开。
营啸事件被驻蒙军司令部严令封锁。
高桥坦亲自下令,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此事,违者军法论处。
但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出去。士兵们私下里议论,军官们悄悄地传着消息,从第36师团传到第26师团,从大同传到丰镇,从丰镇传到凉城,从凉城传到集宁。
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日军官兵,脸上都露出了同一种表情——那种说不清是恐惧还是迷茫、是绝望还是无力的、苍白的、空洞的、失去了焦距的表情。
第36师团的士气跌入了谷底。
其他部队的士气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士兵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营地会不会也在某一个夜晚突然炸锅,不知道自己身边的同袍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变成敌人。
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日军中蔓延——那种东西叫做恐惧,叫做迷茫,叫做不知道该为什么而战、不知道该战到何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成为暗箭枪口下的亡魂。
曹征得到营啸的消息时,正在营地里吃早饭。
情报人员从察哈尔发来的密电,措辞简短而急促。
曹征放下碗,把那封电报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赵真,嘴角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翘了起来。
他笑了,但那种笑不是胜利者的笑,而是一种猎手看到了猎物已经精疲力竭时的笑。
在这种高频率、高强度的骚扰袭击下,日军的战斗意志已经濒临崩溃了。
粮仓被烧,弹药库被炸,指挥官被狙杀,通讯线路被切断,士兵们被搞得神经衰弱,连觉都睡不安稳。
一个人可以忍一天,可以忍一周,可以忍半个月,但忍不了一个月,忍不了两个月。
当疲惫和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人的精神就会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一样,“啪”的一声断了。
营啸就是那根弦断掉的声音。
但曹征觉得,还不够。
猎物还没有彻底倒下,猎人的刀还不能收。
他继续命令暗箭出击。
十七日晚上,大同、丰镇两处同时响起爆炸声。
又是粮仓,又是弹药库,又是那种让人心脏骤停的巨响。
城内的日军鸡飞狗跳,集宁和凉城的日军又急急忙忙地赶来支援。
十八日中午,暗箭又来了。
这回炸的不再是粮仓和弹药库——该炸的粮仓都烧光了,该炸的弹药库也炸得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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