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䜣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②。奕䜣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䜣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䜣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䜣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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