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 页。
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 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 年、大学6 年为期,先派40 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 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 名留学生有6 人中途辍学,7 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 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 页。
①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 页。
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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