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①。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②。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 年4 月5 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 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 月8 日)到达上海后仅17 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①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②淮军聘用外国军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 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 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 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 页。
④ 王闿运:《湘军志》,卷15,页一,《营制篇》。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51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0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35 页。
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③,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 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 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 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 军,15000 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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