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弹劾,“谓机车直① 《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6 页。又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 页。② 具体条文载《交通史路政编》第1 册,第8—9页,《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 册,第54—55 页转载。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
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②。
中法战争后,清廷特设海军衙门以加强海防,由醇亲王奕䜣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曾纪泽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奕䜣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中法战争中,因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罢斥,奕䜣得以“隐握朝纲”③,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台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光绪十七年(1891)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光绪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 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扩展至阎庄,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 万两,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铁路。李鸿章、奕䜣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高潮。
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慈禧太后本无定见,见状愈发犹豫,遂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奕䜣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同时,奕䜣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机,从法国买进机车、钢轨,在西苑修起了铁路,让慈禧太后实际体验火车的作用,促其早下决心,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 年8 月27 日),光绪皇帝依据慈禧太后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清廷肯定修路举措时,中国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具体线路上,搁置了津通路,却肯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首在筹款、制轨。张之洞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①为指导,首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修成28 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芦汉铁路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则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抵制俄国,清廷立即决定修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 公里。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铁路,仅有由天津至关外中后所,时称为“畿辅铁路”(其中天津至古冶为中国铁路公司筹资兴办的“商路”,古冶至中后所为清廷拨款的“官路”)和台湾铁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运矿铁路而已,合计约483 公里。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发展与西方列强抢夺路权活动② 《交通史路政编》第1 册,第11—12 页。
③ 刘体仁:《异辞录》卷2。
① 《张文襄公奏稿》卷18,第3 页。
甲午战争后,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中国境内延伸。清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企图独立发展铁路事业。对此,列强难以容忍。它们乘清廷战后财政竭蹶之机,纷纷争当债权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通过《中俄密约》,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取得修筑东省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又通过《中俄会订条约》取得东省铁路南满支路的修筑权,使之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旅顺,从而控制了贯穿东三省南北的主要干线,并取得优质良港。是年夏,两线同时开工,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全线竣工通车,连同附属支线,总长达2556 公里①。
在山东,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利用“巨野教案”,强迫清廷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特权。该路于次年动工,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形成横贯山东半岛由青岛至济南以及张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线,全长440.7 公里。此外,德国还极力扩大铁路投资范围,于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二年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进行贷款,使其贷款额达1220万英镑。津浦路全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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